王安石熙宁八年罢相，退居江宁，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新法随即全部废除，并且流放驱逐神宗朝的旧臣，王安石因此郁然病逝于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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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张居正逝后不久，即被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且险遭开棺鞭尸。

    这就是历史上两位著名改革家最后的结局，当然在对他们的结局表示感慨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改革”这一陪伴他们一生的东西，也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国家被倒逼到死角时，不得不改时，才实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北宋与大明也几乎是在国困民穷时，才涌现了有志之士的改革决心。王安石与张居正改革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强民富”。不一定都是为民之士，但却都是为国之士，然而反观两个人最终的结局，却不得不为人惋惜。

    王安石改革的失败也许大多数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认为和王安石用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读过梁启超的《王安石传》的人，也都知道梁启超不太赞成这个观点，还为此专门为王安石所用之人考据，我们都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大，但若考虑王安石的品行，也许小人可能有，但不算多。

    在这里我想王安石的失败多多少少与宋朝的行政制度及用人与考核制度有不小的关系，宋朝在行政方面推行“分化事权”，制度的建设以分化和制衡为中心。就以宰相职权为例：中书门下是宋朝的行政机构，行驶宰相职权，并且另设“参知政事”为副手，用以分化宰相职权。这分权也许也是宋朝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些方法在前期可以作为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在后期会逐渐形成冗官，懒政及庸政。

      另外，宋朝还有“台谏”制度，即台官与谏官的总称。这个主要目的也是为了监督百官，但在后期却异化为人生攻击，王安石变法时最为甚，这种攻击只对人不对事，但却严重影响了好的政策的实施。

  正如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传统思想：行为表现性格，言必表现于行，一经成立，人们就不能像西方那样把政策和道德区分开来”。这句话可以充分用在王安石变法的时期，虽然有些大臣是为了指出新法的缺点，但大多数都是人生攻击，以至于在后期的《宋史》中，支持新法的大多数大臣被写为小人。再加上分权的形成使王安石缺乏像张居正那样“专权”的能力。在执行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并且王安石在变法时没有想过行政效率的问题，也就没有像张居正改革那样有“考成法”的保障。只是单纯依靠人的能力。

    王安石在变法时坚决反对北宋旧有的恩荫制度及科举制度，极力推崇推荐制度，不得不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相比于张居正的“考成法”，是有很大差距的。明朝在张居正改革时，张居正在初期是就认识到官员的办事效率及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考绩官员和督促官员的重要性，因此在改革之时就颁布“考成法”这条新法实施后，内阁的实权扩大，并且形成了“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当然这个也只适应在内阁为贤臣之时。但却给张居正变法带来十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皇上的支持，肯定会成功的。

    然而两个人最终的结局却产生了差距，只能说王安石变法时遇到了对的人，张居正改革时遇到了对的时代，也可以说是皇权专权者不同造成的。王安石变法时，当政者为宋神宗，一个与王安石有共同梦想的皇帝。

    《宋史》记载“神宗天性孝顺友善，尊重宰相大臣，诏求直言劝谏”可以看出神宗励志恢复汉唐盛世的君主。但最终由于宋开国对臣子的仁厚传统及神宗无法专权，容易受到其他人影响，最终没有坚持支持变法的实行。也造成了王安石两度罢相，最终抑郁而死。

  而张居正在当政时，明神宗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再加上太后与冯保对张居正改革表示支持。所以张居正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而自己也一直担当作为神宗老师的责任。所以神宗对他的改革也无法予以否认，然而，当一个皇帝慢慢长大就不一样了，张居正长期行使的权利其实就是明神宗的权利，张居正行使神宗的权利，必然会导致明神宗在后期会站立在自己的对立面。

    明神宗与宋神宗不一样。虽然也有抱负，但自己的权利在十年中一直掌握在大臣手上，会造成心里的严重障碍。简单的说，宋神宗是与王安石有共同理想才站到一起的，而明神宗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威力，才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教导下，只是没有主见的支持。所以最终张居正会有如此结局！

    历史给了两个人改革同样的机会，只是王安石遇到了对的人，张居正遇到了对的时期。所以最终改革与个人命运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