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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令当时的思想家们颇感兴趣的观点认为，大型组织具有善的本质。相比小型商业组织，大型商业组织更加负责、开明，更可能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小商人也确实比大商人更有可能成为思想狭隘、抱有偏见、贪得无厌之徒或是麦卡锡参议员的拥趸。这种观点不仅接受大型组织的存在，还为其辩护正名，最具名望的辩护人士中有不少曾是罗斯福新政的
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仍然高度支持政府权威，并且强烈赞同政府在国际领域采取积极行动。正是在肯尼迪任内，美国在和平时期的军费增长水平突破了历史纪录。他的就职演说准确描绘了当时的普遍反应，人们几乎完全致力于在海外推进美国价值，而忽视了这些价值在国内社会的实现。
更为强烈的自由民主价值信仰，再加上对政府和其他机构日益增长的反感，必然使道德主义和反对权威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愤怒、抗议以及时常由此引发的语言和行为暴力，构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政治音调。政治的议题无关物质分配的多少或者领导人胜任与否，人们关心的是是非对错问题。
旧左派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马克思和半马克思主义（semi-Marxist）的语言塑造了其思想。60年代的新左派则脱离了工人阶级，强调道德主义而非意识形态。
新旧左派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关心经济问题的阶级政治和重视道德问题的信条政治之间的区别。
政治态度的变化更明显地反映在“公众对政治生活进行概念化的方式”当中。在第四次信条激情的高潮时期，人们“更愿意根据政策议题和意识形态选择候选人和政党”，同时也倾向于在政治问题上采取连续的、坚定的立场。
在美国，权威的基础通常包括组织地位、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合法竞争和民选代表。以等级制、专业能力和财富水平为基础的权威明显有悖于60年代的民主和平等思潮，于是这三种权威都遭到了猛烈抨击。在大学里，缺少必要专业知识的学生开始参与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政府的等级组织制也被削弱，下级更愿意无视、抨击和挫败上级的意志。
结果和以前的信条激情时期一样，在常规渠道之外实现政治参与的策略和领域大为增加。旨在让政治实践符合政治原则的新组织不仅在数量上变得更多，其活动强度也提高了。它们中既有激进和抗议的组织，也有温和的、改革的组织。
在60年代，抗议在动员公共舆论反对种族歧视和越南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静坐示威、自由乘车、民权进军等行动，以及南方各州当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经由大众媒体宣传和曝光后，为60年代中期颁布民权法案积聚了必要的公众支持。
许多美国人在信条激情时期投身于抗议浪潮中。然而激烈的抗议正是激进主义政治策略的特征。改革是为了让政治制度与实践符合美国理想与价值的要求。革命则是为了将旧的政治理想和制度一并推翻，并用一套不同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
从抗议到暴力，从群众基础广泛到支持者寥寥，从源自美利坚信条的理想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革命意识形态的理想，这是组织转变的一般模式。
白人因美利坚信条的感召而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它们没有义务支持黑人权力。在美国社会，争取民权是不可抗拒的结局，夺取权力则是自掘坟墓的开始。
揭露政府丑行的前提是政府权威被削弱，这是由曝光过程的本质决定的。抗议行动需要把反对政治权威的局外人动员起来，曝光则需要借助政治权威内部人的背叛。
美国政治系统一直面临着公开性的压力。在信条激情时期，这种压力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更为剧烈。曝光过程自有其动力，因此显著不同于抗议和改革运动。S&S时期的曝光潮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当时抗议活动的势头已开始迅速减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