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婚姻这个话题不止一次被冲上热搜。结婚难、彩礼贵成为关注的重点。车、钱、房已经成为压死婚姻的“三座大山”。
娶亲艰难，最大原因就是贵，娶不起。在这方面，古人也有同样的烦恼。现在是娶老婆贵，古时候则是嫁女儿贵。宋朝人就几乎被嫁女给逼的“家破钱亡”，纵使是权贵也不例外。苏东坡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为了把小女儿嫁出去，“破家卖田”，硬是凑齐了9400贯钱作为嫁妆，才把女儿嫁了出去。
9400贯钱有多少？简单换算一下，根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一贯钱可以买一石粮食，宋朝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25斤。也就是说一贯钱可以买到125斤大米，按照现在大米3元的价格来算，一贯钱就是375元，那么9400贯就是3，525，000元。足足三百五十多万，“贵”气逼人。
风气起源
古代中国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夫妻的结合，大多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方式。这种方式，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非常不公平，结合的两人基本都丧失了对于爱情的选择权。
这种婚姻的成立，就必然会考虑到双方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力求门当户对。尤其是在汉朝末年到唐朝，这个特点尤为突出。
当时，门阀林立，受其影响，结婚的双方都十分注重门第、出身和地位，形成了特有的“门阀婚姻”。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势力崛起，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门阀逐渐土崩瓦解，依托于门阀政治的门阀婚姻自然也随之消亡。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夫妻结婚就已经“不问阀阅”了。宋朝建立，也继承了五代的这种风气。
既然不看门阀出身，那总要有个标准或者参考的点吧。
宋代人的这个点就是财富。北宋名臣蔡襄就曾经指责当时的人：“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司马光也说过类似的话，矛头直指结婚论财这个不良风气。
嫁妆有多贵
为什么说是不良风气呢？因为嫁妆确实贵得离谱。皇室贵族、高管权贵且不说，普通百姓嫁一次女基本就要“破家”。
《水东日记》记载了一个南宋景定年间从九品官员嫁女的故事。主人郑元德，从九品将仕郎，把女儿庆一娘嫁给知县的儿子，准备了十万五千贯嫁妆，还有五百亩田。十万五千贯相当于现在39,375,000元，更别提价值不菲的良田。
放到现在，这妥妥的能上热搜，一个小小、位于官僚阶层最底层的从九品官员，哪来这么多钱，一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是跑不了的。
这件事不是个例，在当时，嫁女嫁妆十万、数十万贯的不在少数。
宋仁宗的时候，尚书郎曹修古病死，当时他女儿还没出嫁，于是他的同事、朋友们硬是凑了三十万贯钱，给他女儿作嫁妆。北宋名相曾公亮嫁女儿，光礼钱就给了三十万贯。
有些官员可以不把嫁女钱放在眼里，有些官员却被嫁女钱折磨得“伤筋动骨”，绞尽脑汁想办法。苏轼的弟弟苏辙不多说，千古名相王安石因为家里太穷，又有两个妹妹要出嫁，不得不上凑请求调到地方去当官，就因为地方官员的俸禄比京官的俸禄更多一点。
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也曾经上书请求朝廷赐一个官职，因为家里穷，儿子三十岁，女儿二十岁了都还没有嫁娶。
当官的都这样，普通百姓当然更难。宋神宗的时候，由于福建地区嫁女费用太贵，朝廷下令嫁女资费不能超过一百贯。
一百贯对于有田少则几顷（宋时1顷=100亩）、多则几十、几百顷的上户（宋代根据家业钱评户等）来说，就是洒洒水而已，不值一提。
当时一亩农田大约年产出是2贯钱，100贯钱对年收入至少几百贯，多则成千上万贯的人来说就是小钱。
但对于有百亩田左右的三等户来说，已经算是大的负担了；对年收入不到一百贯的四等户以及只有二三十亩或者几亩田的下户来说，就是要命的负担了。
正是因为嫁妆太贵，大部分人都无法承担，所以宋代民间大量女子晚嫁，甚至终身不嫁。除此之外，就是被卖给有钱人做小妾、侍女，或者入青楼瓦舍，或者遁入空门。
除了这些以外，还导致童婚、早婚肆意蔓延，而最恶劣的影响，就是溺婴、弃婴之风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