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这酒不过是花了二十五元钱买的，二块五一斤，充其量是用酒精和水勾兑的，而且水的比例更多，它能烈到哪里去。
不像小时候逢到过年，父亲稀罕的酒，纯粮食酿造，满屋子的飘香。缺了口的青花瓷小杯斟满，呡上一小口，脖子上的青筋脸上的皱纹随着他满足的笑，渐变成赤色的红。
我那憨厚老实的父亲，也是个苦命的人。从小没了爹娘，跟着几个流浪汉一路沿着江汉平原乞讨到黄家畈，被好心的不能生养的祖父母收留。
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有了一口饭吃，一边当着儿子一边当着劳力。后来经媒人介绍娶了隔壁夏家巷的母亲，裹着小脚的母亲温和善良，说话做事如她走起路的小脚，慢条斯理悠悠然。
母亲前后共生了六个孩子，有两个弟弟从小因疾病夭折，只剩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母亲是最疼我的，头上有大姐和小哥，家务活从不让我干，我只管逗乐着蹒跚学步的小弟和他满屋子窜。
祖父母过世得早，留下的四合院土屋显得大而空旷。从大门进来是天屋，旁边有两个厢房，一间我和大姐住，一间放着母亲的纺车和各种农具。
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天井，一间是后来的猪屋，一间放满了装咸菜的坛坛罐罐，天井另一边是有着两扇门的厨房。
里屋为堂屋，一间是之前祖父母的房，后来给小哥住因为祖母生前带过他，他不惧怕。一间父母和小弟住。
打开后门是一个大大的后院，院子里胡乱生长着一些杂草和几棵参天的杨柳树。
这间古老陈旧的四合院随着父亲的英年早逝，小哥的退伍转业，大姐和我相继嫁人，最后留给了小弟。而小弟成家后随着侄儿侄女的长大搬迁到了镇上，将破旧不堪的四合院卖给了村里人做屋基，被一间红白相间的瓦房所取代。关于老屋的记忆关于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随着四合院的消失也被时间深深掩埋。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日子过得清贫而拮据。生我那一年全国土改后，村里的田地归了公家所有，从互助组到生产队，家里劳动力多挣的公分就多。为了养活我们这么多张嘴，父母每天都早出晚归地出公分，两双手六张嘴，一年到头没什么余粮，只能免强填饱肚子。
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才能凭票购一些干货果品，但分量也是极少。所以我们总是巴望着过年，平日里穿的满是补丁的下水货衣服，到了年尾，母亲总会用她的巧手把一些不能再穿的旧烂衣服当里布，给我们缝制新棉袄棉裤出来。在小辫子上扎一根红头绳，穿上母亲和大姐一起做好的纳底鞋，像个暂新的洋娃娃，大姐一边打扮着我一边取笑我。
那些棉麻粗布是平日里母亲偷工摸空用她那辆吱吖转动的纺车一根根棉线纺出来的。纳底布鞋也是母亲晚间抽空坐在床头一针一线给扎出来的，她的这些手艺大姐基本都能效仿，而我却笨手笨脚的学不会。
老人们都说穷年不穷节，再穷的日子，过年都不能马虎。平时饭桌上只有咸菜和玉米面窝窝头，大白菜和红白萝卜。而五九年到六一年缺粮时甚至都是用树叶榆钱和野菜来拌面蒸，饥一顿饱一顿的，每天吃饭成了最大的事情。
大年三十那天，裹着小脚的母亲早早便在厨房忙开了。蒸了一锅白白胖胖的馒头，煮了一锅大米干饭，一碗漂着肉片的萝卜汤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大姐帮母亲打着下手，小哥弟弟和我围在桌边盯着父亲那只捡来的斟满酒的破酒杯。
父亲一边咳嗽一边向我们露出慈蔼的笑容，只是我们没有想到那笑容，成了永远定格在我们脑海中的最后的画面。
来年开春后，父亲咳嗽得愈加严重，奈不过母亲的规劝，花了几块钱找村子里的赤脚刘医生作了诊断，结果是当时骇人听闻的肺结核。医生让父亲赶紧去镇上大点的卫生院治，拖延久了会要命的。
父亲怕花钱隐瞒了母亲，到小丘坡上挖了些草药回来煮水喝。怕传染我们，自己单独住进了后院用木板和茅草搭建的一间小屋里，碗筷也分了出来。从那以后我们一天到晚难得见上父亲一面，他白天依旧按时按点出着公分，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那间四面透风矮小的小木屋里。
挨到夏末初秋，原本瘦削单薄的父亲，远远望去衣服裤管显得格外的空荡。某天赶早出去收牛粪回来，便卧床不起，没几天的功夫就撒手离我们而去。
卧床期间母亲还请来道士为父亲驱过邪，据说父亲当天五更收牛粪时走到隔壁村，经过一条小河，看见一个生得十分漂亮的女子在河里洗着长长的黑发。父亲很礼貌地跟人家打了声招呼，结果就不见了人影，父亲吓得扔掉萝筐跑回了家，结果就病了。
不知道这被村里人津津乐道的传说是否属实，但父亲卧床不起是真，或许是他的肺结核已严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四十二岁。
当时十八岁的大姐刚出嫁一年，十六岁的小哥远在部队当兵，十岁的我跟着母亲出着公分，六岁的弟弟还在懵懂中，我们永远地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父亲。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穷人病，也叫肺痨，病情可轻可重但会传人。因为父亲是个孤儿，小时候居无定所，跟着别人睡柴房挤牛棚，卫生条件极差。还经常食不果腹，导致身体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被祖父母收养，成家后又不辞劳苦地忙活，身体一直处于干瘦状态，应该说是生活一直榨干着他。
父亲走后，我们的生活艰难了许多，母亲也比以往更少言更沉静了。某天，我突然发现她的鬓角钻出了几根耀眼的白发，顿觉母亲老了，但她仍然温和而良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