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公元1043年。
这一年是庆历三年，在位的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
宋仁宗十三岁即位，一直在刘太后阴影下，直至十年后才开始亲政，虽然当时与辽朝没有大的战事，但麻烦也是不断。
麻烦的根源，可以总结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
承平日久，工商业繁盛，但是集权控制也到了高峰，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现象加剧，底层人民纷纷流亡，兵变民变不断发生。
宋仁宗很是着急，多次以“天下事责大臣”，意图有所作为。
就是得改革。
他选定的改革担当，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是一个文武全才，自幼苦读，及第后经多职历练，但是不改秉公直言的性格，曾经直接要求刘太后还政，也曾公开反对宋仁宗废后，因此被多次贬谪，后来戍边西北，对抗西夏，又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边境传诵“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一年，宋仁宗终于把范仲淹召回，主持开展“庆历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整顿吏治，严明官吏升降、限制官吏滥进，严格科举取士，慎选地方长官。
当然，毫无疑问，新政的阻力巨大，毕竟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这其中就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受到了影响，名叫夏竦。
夏竦才能出众，当过宋仁宗的老师，早期就担任过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后经略西疆，对范仲淹也有提拔之恩，一起并肩对抗过西夏。
当然夏竦也有为人反感的地方，比如贪好财物，生活奢靡。
宋仁宗正在用人之际，于是下达诏令召回一直在外的夏竦，任命为枢密使。
年近六十，重回权力中枢，夏竦自是心情不错。
哪里知道事情突变，改革派中欧阳修为首的言官纷纷上书反对，说夏竦在边境畏懦不肯尽力，奸邪倾险……如此提升不合新政，把宋仁宗还给弄不会了。
据说夏竦都到宫门口了，结果没让进殿，最后改判亳州。
这个确实太折面了。
断人前程。
怎么忍？
还有更难忍的。
范仲淹有一名学生，名叫石介，这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学问硬，性格也硬。
在改革派全面掌权后，石介觉得老师大业可成，兴致勃勃写了一首《庆历圣德颂》，称颂宋仁宗任用贤能，而小人终将无处藏身。
虽然没有点名，但是看到的人都知道，小人之一就是指向了夏竦。
石介善于教育，“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这一首诗很快流传天下。
夏竦在亳州心脏病都要犯了。
范仲淹看后却知道要坏事了，“为此怪鬼辈坏之也。”改革的阻力要更加大了。
赶紧把石介打入冷宫。
但是第二年，石介又被推了出来。
这次是石介写了一封信，里面对改革派喊了一句话：“行伊、周之事”！伊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伊尹，周是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都是贤臣，本也妥当。
但是政治斗争，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这封信竟被夏竦截获了，让人仿照石介的笔迹，把“伊周”改为了“伊霍”。伊还是伊尹，霍就是霍光，废了刘贺的霍光，而伊尹除了辅佐商汤，还放逐了商王太甲。
一字之差，含义大变。
这等于是怂恿改革派要废掉皇帝。
宋仁宗沉默了。
结果欧阳修又跳出来了，呈上了一篇《朋党论》。
鼓励宋仁宗要信任君子，驱逐小人，“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鼓励宋仁宗要学习周朝，使举朝君子结成一党，“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
你一朋，我一朋，这让皇帝咋安稳。
宋仁宗动摇了。
范仲淹的心里苦。
天坑地坑，自己人最坑呀。
随后的大半年内，改革派的主要人物陆续被贬出京城，改革法令也被废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范仲淹先是外派巡边，后出任邓州。
公元1046年，在邓州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但实际上，范仲淹应该从未到过岳阳楼，那是他心中的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
江湖之远，他再未能返回朝堂。
但他的忧与乐，倒是成为了后世读书人家国情怀的典范。
士风变革，终是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