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为什么一再为难我们？为什么质疑我们的“韬光养晦”，怀疑我们的“和平崛起”，横加评判我们援助援建的“道义”，甚至对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议嗤之以鼻？这些或许可以从钮先钟的“战略研究基本假定”中找到线索，因为他们在害怕我们！
钮先钟总结发现了四条战略研究共识：国家意识，功利意识，理性意识，忧患意识。
三、战略要理性，必须有同理心并考虑非理性因素。
理性，简而言之就是在明辨利害的基础上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危机危机，“危”中尚且有“机”。现实中，利害往往也是掺杂在一起，某件事不可能百分百有害，也不可能百分百有利。
同时，利害是相对的，还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发展而发生改变，甚至相互转化。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最后深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境地，“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战争是机会的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的意外因素，其变化之快、之烈，常常会出乎人的意料。
大战争时代、大战略领域亦是如此。“趋利避害”说的轻松，做起来却很难，只是一个努力方向和美好期待罢了。
战略家的理性，只能是对其决定的战略作为，抱一个成功效用最高、失败几率最低的期待。至于最后的成效，不确定！
而且，这种“理性”只是一种假定，一种美好愿望而已。你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决策者都是理性的，也不可能所有的决策都会是理性的。
李德•哈特曾指出：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近些年来，“三胖”亮相，特朗普上台。当非理性的行为与号称“理性”的决策，你方唱罢我登场，搅成一团混水时，作为战略家都会云里雾里，更何况是信息根本不对等的吃瓜群众。
中国有句古话，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不按常理出牌有时确实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段时间，举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声讨“三胖”的作为，就因为他从不能以“我们希望的”常理度之。
但就其处境和地缘政治来说，反而有时没有能比他做得更好的选择。表面上是感情的冲动，本质上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性，何况他的国家是“家国”。
你们的理性只是你们的理性，我自有我的理性。所以同样是理性，根本要看是出于何种“理”。“霸道”之理与“王道”之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性也必然会有差异。
即便是同“理”的理性，也得看各自的战略利益，或出于国家，或出于民族，或出于家族，还或出于个人。套用一句俗话，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罢了。
总之，战略要有理性，战略分析更要有同理心，还必须把非理性的因素考虑进理性的战略运作中。
国家为何为难国家？可能会有这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挡了霸道的路，第二种情况利益所在，第三种情况有意无意的误会，第四情况是忧虑太多。所以，常常会先下手为强，穿穿小鞋，使个绊子，都是常有的事。
至于西方国家在害怕我们，可能是“修昔底德陷阱”之故，可能是对宗教战争心有余悸，可能认为是宿命之争，也可能只是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托词和由头。
我希望这一切都是误会，都能统一在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之下。
下一篇我会尝试从悲剧文化的比较入手继续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