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妈妈（5）
临近解放那几年，姥爷、姥姥染上了大烟，也就是鸦片。抽大烟败家，在姥爷家体现的淋漓尽致。家里的田地一块块被卖出去。等到解放时，昔日丰厚的田产家业，早已失去大半。也正因如此，在土改划成分时，姥爷被定成了小地主。
后来，妈妈不止一次的跟我说，也跟她的弟弟妹妹谈到，多亏了解放，多亏了共产党，不然，姥爷和姥姥会因为大烟，把家给败光。妈妈从心里感谢共产党。
姥爷一生为人端正宽厚，处事公道，又饱读诗书，满腹国学底蕴，从未欺压乡邻、恃强凌弱。家中田地大多是自己耕种，农忙实在忙不过来，也只请几个短期雇工搭把手。他待雇工宽厚体贴，工钱结算向来公道实在。凭着这份仁心，姥爷一家在村里素来受人敬重。故而土改之时，姥爷从没激起民怨，也不曾被揪斗批斗。
可即便如此，“小地主”这顶帽子，终究像一道沉甸甸的枷锁，戴在全家身上。村里大大小小的集体活动，尤其是全村开会（土改时的会也特别多），地主、富农向来不许参加。平日里邻里相见，从前老远就打招呼，透着乡亲的热情；现在唯恐避之不及，不愿主动搭话。这份突如其来的身份落差，像一层化不开的阴霾，重重压在母亲和她兄弟姊妹心上，让他们日日抬不起头，满心都是难言的压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这样的家庭里，还有什么路可以选择吗？
母亲说，有！离开家是最好的选择。不是狠心的决裂，只是想逃避。逃离小地主成分带来的压抑，寻一处能安心立足的地方。
最先踏出家门的，是我的大姨。她聪慧果敢，知书达理。离开家的这份自信，当然离不开姥爷的远见。即便后来家道中落，日子日渐拮据，姥爷依旧坚持送三个女儿上学读书。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让女孩子进学堂识字明理，实在是难能可贵。正是凭着一身学识，大姨才有了底气与勇气奔赴远方。后来她加入土改工作组，去往他乡参与基层工作，并成为土改工作积极分子。
紧随大姨之后，第二个下定决心离开家乡的，便是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