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第7章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发展经济，使百姓丰衣足食。
兵：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上半部是“斤”，是一种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双手，上下部合并像双手握着武器的样子。
也有一说，兵的上半部分是斧头，下半部分是摆放斧头的架子，“兵” 象征着权力、力量。
兵的本义就是指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如：短兵相接，又如《荀子·议兵》：“兵不血刃，远迩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都归顺于他们。
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如：兵强马壮、当兵。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事、军种，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
本文的“兵”指兵备。
民信之：指发展教化，使国家有公信力，全社会人民都有诚信，讲道义。
必不得已：必然不能得止，指形势使得非如此不可，表示无可奈何。
全文理解为：
子贡问治国之道，孔子说：“发展经济，使人民丰衣足食。注重国防建设，使军备充足。发展教化，使国家有公信力、人民之间有信义。”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在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发展经济，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如果国家和人民都不讲信义，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子贡在本文中问的是“政”，不是“兵”，所以解读本文要从“为政”的角度上去分析问题。
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从衣食开始做起，温饱解决了才能考虑其他问题，《管子》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
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足了，就要考虑“国强”了，国家富强了就必须开始重视人民的教化了，也就是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了。
以上可见，孔子的思想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他主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主张以人民为重。
总之，孔子认为，治国“三部曲”中，人民的教化最重要，如果全国上下一心，讲诚信，有道义，哪怕兵备差一点，经济落后一点，国家也可以立足。
如果政府和人们不讲信义，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凝聚力，就算经济再发达，兵备再充足，也是一盘散沙，最终会分崩离析。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朱熹解读本文说：“孔子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
在这里，朱熹认为孔子提出的是统治阶级“取信于民”的观点，即从政者要获取人民的信任，其后的刘宝楠、钱穆等人都支持这个解读。
这样解读是片面的，本文的“信”指信义，不但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每个百姓的要求。
隋炀帝失国教训
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写一首名叫《汴河怀古》的诗：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开通大运河是隋炀帝最大的功劳，它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南北交通和各方面的交流，对于促进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皮日休认为，隋炀帝的功劳可以和大禹相媲美，只可惜他贪图享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最后导致亡国。
李密曾让他的部下祖君彦写过一篇讨伐檄文，文中说隋炀帝“杀父夺权，鸩兄图嫂，欺娘戏妹，宠奸灭忠，下扬州，观琼花，纳黍行舟，选美女，赤体拉纤。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檄文所言难免有夸张、捏造成分，但隋炀帝的治国理念确实是有问题的，它完全和孔子所提的治国“三部曲”背道而驰。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然后再加强军备，最后必须重视教化。
隋炀帝时期，社会正经历过大动荡、大变革，百姓生活困苦，经济废弛，应该首先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可是，隋炀帝在位才15年，却先是耗费大量的民力和财力挖掘运河，然后三次东征高句丽。高句丽是今朝鲜北部和中国辽东之间的一个野蛮国家，成立于西汉时期。
到了曹魏时期由于中原内乱，高句丽趁机迅速发展，甚至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第一次与中原王朝的正面冲突便是曹魏时期，处于发展上升期的高句丽，先是联魏攻公孙康的辽东。
高句丽后来又终止与曹魏合作，突然偷袭曹魏政权辽东西部地区，魏国派毋丘俭东征，这一战差点让高句丽遭受灭顶之灾，吓得其四十余年战战兢兢，对中原王朝毕恭毕敬。
南北朝时期，中原混乱割据，此时的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它就像躺在身边的一头狼，不把它解决是无法让人安心的，那么让谁来解决呢？
对于刚刚统一天下不久的隋朝来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冒的风险太大了。
公元612年，隋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派出一百万大军，回来只剩几千人，第二次征高句丽时，杨玄感开始造反，隋炀帝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三次大规模的征战，不仅严重损耗了隋朝的国力，亦造成了百姓民不聊生，严重激发了阶级矛盾，最终导致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全面爆发，隋炀帝身死国灭。
高句丽最后还是灭亡了，亡在了李唐帝王手上，唐太宗曾说：“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不遗后世忧也”，这就是历代帝王铁了心要征高句丽的原因。唐太宗也是三征高句丽未果，唐高宗继承先帝遗志，于公元666灭了高句丽。
除了东征，隋炀帝曾两次北巡，一次西巡，北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震慑突厥。在隋文帝时期，隋朝采用离间分化和军事打击的方法制服了北方的突厥。
为了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隋炀帝巡行的队伍不仅有百官，还有10万匹马，50万部队，北巡队伍规模空前，“胡人以为神”，只要看到北巡的仪仗，纷纷屈膝叩头。
当隋炀帝到达启民可汗的牙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时，“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所谓袒割，就是露出肩膀，割下肩膀上的肉献给隋炀帝。
隋炀帝西巡的目的则是为了征服吐谷浑，打通丝绸之路。
当时的西域小国林立，诸国商人多到今甘肃张掖同中原的商人进行交易，隋朝派吏部侍郎裴矩负责管理。但是在今青海一带有一股叫吐谷浑的势力经常骚扰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往。
裴矩在和西域商人的交往中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山川地理、人文风俗后，把西域的情况写成了三卷书《西域图记》，来记述西域44国的概况，并呈给隋炀帝。
这引起了隋炀帝的极大兴趣，他连续数日召见裴矩，裴矩上奏吐谷浑并不难消灭，于是，隋炀帝决心制服吐谷浑，畅通西域，发展丝绸之路。
大业三年、四年，隋炀帝先后派兵攻打吐谷浑，隋将宇文述在曼头城（今青海兴海北）大败吐谷浑，杀其众3000余人，乘胜又攻占了赤水城（兴海东南），俘虏其王公、将军200人，部落前来归降者有10余万口，其伏允可汗南奔雪山（今青海鄂陵湖南）。
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开始西巡，目的是震慑吐谷浑的残余势力，避免他联合其它势力，破坏西部边疆的安全。
同行的官员、部队达10万之众。隋炀帝西巡是我国古代中原皇帝空前绝后的举动，皇帝出行，需要充足的后勤保障，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来支撑。
当隋炀帝西行至青海时，隋军探知战败的吐谷浑可汗隐藏在覆袁川（今俄博河）时，隋炀帝命令部队四面合围，吐谷浑可汗只带了十余骑逃走，而无力抵抗的吐谷浑亲王只好率领十万部众投降。隋炀帝的西巡彻底摧毁了吐谷浑的力量。
隋炀帝横穿祁连山途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时，遭遇暴风雪，文武官员、士兵、嫔妃遭受饥饿、寒冷，死伤过半，隋炀帝的姐姐就死在此时。
隋炀帝在今甘肃张掖市山丹县大黄山接见了西域27国的朝拜使臣。并下诏设西域四郡，分别是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西海（今青海湖西岸）、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四郡。
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其意义重大，使吐谷浑在大业末年一直没能成为西部边患，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后来的唐朝与西域诸国进行繁荣的文化、经济交流，不能不说有隋炀帝西巡的重大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