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则天时期，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死者名叫赵师韫，是位御史老爷，他在出差的路上到一家驿站歇脚，没想到被这家驿站里的一名驿卒结果了性命。
原来，死者赵师韫当年做过县公安局的局长，在任上杀过一个叫徐爽的人，徐爽有个儿子名叫徐元庆，处心积虑要报父仇，于是改名换姓，在驿站里当了个驿卒，伺机寻仇。
果然让徐元庆等到了，已经高升为御史的赵师韫就这么在驿站里送了性命。至于徐元庆，父仇已报，便从从容容地束手待缚。
案情并不复杂，徐元庆谋杀罪名成立，但是，该怎么判决呢？——这才是本案的难点所在：对杀人凶手徐元庆到底应该怎么量刑？
现代读者恐怕很难理解这点。
不管怎么说，徐元庆都是故意杀人，而且还是蓄意谋杀，死刑恐怕是逃不了的。
再加上，徐元庆只是一介草民，本来这案子已经是蓄意谋杀了，再加上一个“草民杀官”的性质，看来砍头都是轻的，恐怕得凌迟！
如果是在现代中国，条文法的社会，徐元庆恐怕必死无疑，判决依据是：他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某某条，于是，按照刑法第某某条的规定，应该判处死刑。
如果发生在秦朝非常好办，秦朝是严刑峻法制国，立法是本着法家思想，遇上徐元庆这样的，没什么废话，三下五除二就给杀了。
如果是在美国，徐元庆却很可能逃得一命，因为陪审团的成员们很容易会站到徐元庆这边的，毕竟为父报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徐元庆生活在唐朝，武则天时期。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政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
唐朝虽然也不乏严刑峻法，但立法思想似乎却是儒家的礼治精神，也就是说，讲等级、讲贵贱、讲所谓的“君臣父子”。
而对于为父报仇这种事应该怎么做，儒家经典里可是有明确记载的，而且还是大圣人孔子的金口玉言。
《礼记》中，共有两处记录了孔子对待杀父之仇的态度，一处是“弗与共天下也”，一处是“父之雠，弗与共戴天”。
这就是俗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型，要么你死，要么我亡，这可是圣人说的。
徐元庆案件以一种极端化的形式让“礼”和“法”的矛盾暴露出来了。
没想到，这一件小小的谋杀案竟然挑战着最高治国纲领，挑战着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案子可怎么判？
于是，这块烫手的热山芋最后就交到了武则天的手上。她思前想后，最后终于下了个结论：要不，就放了这小子吧。
按说皇帝法外开恩，给予特赦，徐元庆可以捡回一命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放不得！”说这话的人大家恐怕都不陌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子昂。
但凡读过几首唐诗的应该都那首慷慨悲凉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这位大诗人、大才子陈子昂，此刻庄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放不得！”
陈子昂的说法是：“徐元庆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应该被判处死刑，国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这小子是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孝义感人，所以建议在杀了他之后再大张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陈子昂的这个建议乍一听好像满不着调，可仔细再一捉摸，却还真是个高招：这一来，“法”和“礼”的矛盾被轻松化解了，两头都照顾到了！
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越议论就越觉得陈子昂的这招可行，武则天也同意了，案子真就这么给办了！
正是因为陈子昂的这个损招，徐元庆谋杀案才得以被史官记录在案，并成为史书上陈子昂最不光彩的一笔。
《新唐书》中，收录了陈子昂的这篇《复仇议状》，共计五百余字，真是佩服这位大师，竟能把这件事讲的天经地义。
此文中陈子昂一本正经的说：
“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
在文末还要向武则天建议要“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还想像美国的判例法一样，再出现这种情况就照这么办。
70多年后，身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闲来无事，翻看着陈年的卷宗，读到赵师韫的复仇案，拍案而起。陈子昂左拾遗，只是一个谏官，既无行政经验，有不擅长律法，竟然写了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把人杀了，再表扬一番。
柳宗元下笔写了一篇《驳复仇议》，700余字，笔锋直怼陈子昂，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进了《古文观止》。
柳宗元说赵师韫处死徐元庆的父亲，要分两种情况：
如果他父亲确实犯了死罪，那就是在执行国法，徐元庆杀人就不是在为父报仇，而是犯上作乱。
如果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徐元庆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就不能被处死。
要分清是非曲直，这样刑法和孝道便不矛盾了，岂能不分青红皂白，先处死，再表扬，如同儿戏呀。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
这一个案件，本来是原始的血亲复仇向现代法制过度的产物，却引来两个顶级大文豪据理力争，关键是这两篇文章还都流传了下来，读起来确实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