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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制度史》
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俞氏正燮曰：“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其用之止此。
俞氏谓“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不肯轻弃，此据后世事推度，古代情形实异于此。古人抟结，非以其族，则以其宗。
苏秦曰：“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游士之所求，大之富贵利达，小之衣食而已，宜其以人之家国为孤注也。然世官终不能不废，游士终不能不用者，何也？则以世禄之家，习于骄奢淫佚，不能任事，而能任事者，转在游士也。术家所为焦唇苦口，明督责之义，贵法术之士者以此（法、术有别。法所以治民，术所以治治民之人。
古代黜陟之权，盖在大宰，而选士之权，则在司马。《周官》：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盖大宰之贰也。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司士属司马，与《王制》司马辨论官材合，可想见古代登庸，悉以武力也。
高帝十一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赀选之弊，亦起汉世。《汉书•景帝纪》：后二年五月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
《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三年四月，“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绮、营士各有差”是也。《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注》：“《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此则后世之卖官鬻缺非着之法令者矣。
延康元年，尚书陈群以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着则升进之，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
郡国选举及中正官人之法，既已极敝，则其势不得不令人投牒自举，而加之以考试。而隋、唐以后科举之法兴焉。科举之法，始于隋而盛于唐。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
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第。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太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言：“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唐书•选举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
东汉之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
《魏书•崔亮传》：“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
科举之法，至王安石而一变。按：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九品中正之制无论矣，即汉世郡国选举得之者，亦多能奔走标榜之人，观王符等之论可知。唯科目听其投牒，而试之以一日之短长，当其初行时，尚无糊名易书之法，主司固得采取誉望，士子亦得托人荐达，或竟自以文字投谒。究之京城距士子之乡土远，试者与所试者关系不深，而辇毂之下，众目昭彰，拔取苟或不公，又可加以复试，亦不敢显然舞弊。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投牒自列，即不得不就而试之，应试者虽不必其皆见取，然终必于其中取出若干人。是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循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
宋代改革举法始于范仲淹。庆历时，仲淹为参知政事，数言兴学校，本行实。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方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赐十道。仲淹去，执政意皆异。是冬，诏罢入学日限。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且得人尝多矣”。乃诏一切如故。迨王安石变法，乃罢诸科，而存进士，进士亦罢诗赋，且不用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与《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一道（礼部试增二道）。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创试进士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得所增之额以试。皆剔为一号考取。
宋制，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唯注拟州县官，旧幕职官皆使府辟召，宋由吏曹拟授。两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中书特授。
元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九年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木忽鲳与山西东路课税所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英等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世祖时，议立程序而未果行。仁宗延祐二年，始开科。顺帝至元元年，罢之。六年复，仍稍变程序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后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口交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诮。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
抚按诘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此可以见当时风气矣。”
洪武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时又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自此始（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观政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也），不专属翰林也。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官，复命于二甲择文学优等五十人，及善书者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
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清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皆开博学鸿词科，各取十五人。乾隆二年，又续取五人。皆授翰林院官。乾隆十六年，命举经学人才。光绪二十五年，下诏开经济特科。至二十九年，乃试之。此则前朝制科之遗，与明之荐举非同物也。
清选官归吏、兵二部，与明同。科目、贡监、荫生，谓之正途；荐举、捐纳、吏员，谓之异途。进士之考庶吉士未入选者，内以通政司知事、翰林院典簿、詹事府主簿、国子监丞博士、光禄寺署丞，外以知县教授用
编修亦非十余年不能开坊，不能入清秘堂而保选知府焉。苟官未至尚、侍、督、抚，虽藩臬之尊，不得上达，内阁学士三品卿之贵，不闻政事，曾不得比宋世之八品朝官也。而欲至尚、侍、督、抚之位，非经数十转不得至焉。经此数十转也，即使弱冠通籍，顺风直上，绝无左降，未尝病卧，亦必年已耆耄矣，精神衰耗矣，血气销缩矣，阅历疲倦矣，非耳聋目暗，则足跛病忘矣。除已衰在得以谋子孙而娱暮老之外，便无余志矣。夫安有立竞争优胜劣败之世，任天下大事于冢中枯骨，而望其有成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