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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魏观等传赞云：太祖起闾右，稔墨吏为民害，尝以极刑处之。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不专任法也。尝遣行人齎敕赐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节易操，则又重法绳之。所以激劝者甚至。故一时吏治多可纪。今循吏传可考也。天下府州县官来朝，帝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绩卓着，往往特敕奖之。如成祖之於史诚祖，仁宗之於刘纲是也。
阅数年，辄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吏，严其黜陟。而紧望之地则特诏大臣各举所知以为守令。如宣德中，先择京官九人为郡守，继择二十五人为郡守。正统中，择京官十一人为郡守，後多为良吏，为名臣。盖朝廷既以吏治为重，中外大臣亦无不留意人才。
一时风气如此，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己爱民，耻干清议。循吏传序云：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
陈本深守吉安，满秩当迁，亦因部民请，进三品秩视事。後闻衙前民家嫁女鼓乐声，笑曰「此我来时乳下儿也，今且嫁，我尚留此乎？」乃请老去，凡在吉安十六年。
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耆硕十数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目达聪也。
至张居正当国，次辅吕调阳恂恂（紧张恐惧）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笔麈）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明史本传）此更礼绝班行，几与贾似道休沐葛岭，吏抱文书就第呈署无异矣！
神宗不豫，召阁臣沈一贯入谕「矿税事可与江南织造、江西窑器并停，其内监皆撤回，建言诸臣系狱者皆复官。」一贯出，中使捧谕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取前谕，仍缴进。（一贯传）可见帝降旨，即有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然後付阁臣缮拟，故其地尤为要近。
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铨选。霍韬疏谓「自三杨等植党专权，笼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由吏部，而中书内直既久，有进秩至尚书者。」（潘辰等或加太常卿，或加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吕原子以荫补国子生选为中书舍人。赵荣亦以能书由布衣授中书舍人，後迁太常卿，仍供事内阁。叶向高为首辅，用已革监生汪文言为中书舍人。此则大学士自行选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顺治十一年，大学士范文程请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补俱归吏部，又可见明制翰詹等官陞降，亦由内阁。赵南星长吏部，搜举遗佚，布列庶位，高攀龙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抚缺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独推谢应祥。可见其时虽有会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
扬州同时四知府靖难师至扬州，江都令张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唐成率先归附，命与本并为扬州知府，与现任知府谭友德同莅府事，扬州一时遂有四知府。
小国贪利而来，是时内监郑和奉命出海，访建文踪迹，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宣德以後，遂无复至者。当时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永乐朝盛事云。
万历中，有房山民史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矿砂，请遣官开采，以大学士申时行言而止。後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盖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设税监，故矿、税两监遍天下，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或专或兼，大璫、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横者，有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
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
梃击虽不能不致疑於郑氏，然安知非庞保、刘成等之行险幸功？故当时孙承宗已谓「事关太子，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可问；庞保、刘成而上不可问。」此亦善为调停之说也。
至移宫一事，光宗在位日浅，李选侍素无权势，不比郑贵妃之在万历中数十年薰灼也，即暂居乾清，亦岂遂能垂帘称制？特熹宗年尚幼，不可不虑其久而挟制，此杨涟等趣移宫之深意也。既移宫後，自当待以恩礼，乃忽有薄待先朝嫔御之流言，则贾继春之请安选侍，亦未为过。
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而主梃击、红丸、移宫者皆东林也。万历末，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叶向高传）光熹之际，叶向高再相，与刘一等同心辅政，复起用东林，及赵南星长吏部，又尽斥攻东林者。於是被斥者谋报复，尽附魏奄，借其力以求胜。向高等相继去国，涟、光斗等又被诬害，凡南星所斥者，无不拔擢，所推者无不遭祸，迭胜迭负，三案遂为战场。
至移宫之例，即光宗初登极时，郑贵妃亦尚在乾清宫，为李选侍请封皇后，选侍亦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尚书周嘉谟等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日移慈宁去，是移宫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系长君，故郑贵妃不能不移，熹宗则冲主，选侍或以保护为词，同处日久，易启挟制之渐，故涟等早虑之耳。然选侍去而客氏入，卒至与魏奄乱政，盖国运将倾，固非人所能预料也。
明天启中，魏阉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万历中，张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祷祀，延及外省，靡然从风，则已开其端。盖明中叶以後，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於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邹缉等传赞，谓：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壅蔽也。（各列传：如练纲以监生言事，范济以谪戍人言事，聊让以仪卫司余丁言事，张昭以前卫吏言事，贺炀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职官员，如侍讲刘球谏征麓川，讥切王振，郎中章纶、大理卿廖庄请复沂王储位，翰林罗伦劾李贤夺情，修撰舒芬等谏南巡，杨慎等争大礼，员外郎杨继盛、经历沈链等劾严嵩，皆非言官，明史列传不可数计）
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夺情一事，疏劾者转出於翰林部曹。
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後入相，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兴、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万历末年，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於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叶向高传：帝不省章奏，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争李三才之案，党势遂成。）此言路之又一变也。（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谦谓「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不合也。满朝荐传亦谓：是时辽左尽失，国事方殷，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全不以国事为急。
「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璫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璫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
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