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这天，吃完午饭，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出发，就怕碰上节后返城的拥堵。可绵延的车流在大成桥还是不期而至，果断的从镇碑处右拐，上了老公路。
多年不走老路，旧貌换新颜，从前的砂石路铺成了柏油路。爬山过坳、高低起伏的弯弯拐拐依旧没变，不时的行人、摩托以及岔路口，虽未停顿，车流还是牵起一条长龙。跑惯了高速纵横，日益发达的路网，逢山开洞、遇水搭桥；不管是平原、丘陵，还是云贵那样的高山，都是一路坦途、风驰电掣。这样随山水婉转多少年的老公路，让你惊诧于平原之上会有山丘，开阔之地也要迂回。
途径回龙铺集市的时候，好多老司机受不了这样的龟速前进，往左一转，又上了宁横公路。我眼前，这集镇依稀能看得到久远街市的样子。伴着赶不了的急，超不了的车，记忆便开始百转千回。
记忆里的端午节，总是在路上。
每逢端午，去五里堆的外婆家，是这个节日的必修课。
从家到五里堆，曲折往返的路很多，当年交通不发达，唯一的途径便是坐“班车”。从宁乡城出发到万寿山，坝塘和五里堆是两条平行线上的站点，是没有直达车的。端午这天，天刚蒙蒙亮，母亲便会领着我和哥哥出发，先是在田野阡陌间过塅，绕南盘塘，插黄泥甸，然后摆渡；在清澈见底的激流间迂回前进，抵岸往街上走，这中间，是半天都走不到头的河堤。多少年了，“嗯妈，还有好远啊”“嗯妈，还要走好久啊”，哥哥和我在这段路上重复无数遍的声音总是萦绕不去；耷拉着站在路中间，往前不见头，往后不见尾，唯有两排柳树由高及低，汇聚成点的画面，依旧清晰。
从前的端午节，似乎很少有人在家中过节，因为路上总是一下子涌出那么多人。靠着双脚丈量岁月的日子，十里八乡，总会少不了熟人、朋友和亲戚。这条路上，相向而行的，或是隔远便会吆喝的乡邻，或是每年都能碰见的熟面孔，即便头次遇到，望着彼此肩扛手提、娃儿们拖拖拉拉的样子，也总会相视一笑，偶尔还会调侃鼓励一下彼此的拖油瓶。而同船摆渡、一路同行的，接下来这一长截河堤，也成了同舟共济、无话不谈的相交之路。
当远远看到街边河道闸口的时候，哪怕之前已经精疲力尽，小孩子们一下子便会欢呼雀跃起来。刚刚还在母亲身后怨声载道的拖油瓶，瞬间成了百米健将，直扑集镇。而此时的母亲们，也立马从声厉内荏的怨妇，变成了柔弱亲切的娘亲，吆喝着、呼喊着，奈何一身的行囊，追不上娃儿们的脚步。
到达街上的我们立马变得安静许多，紧紧依着母亲。从前的班车，可不像现在的乡村公交，可以招手即停，只有到站才能停车，上、下客。回龙铺作为宁横路往西的第一个集镇，来此坐车的人着实不少；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那年头丢娃的事不少，因此到了如此喧闹的地方，安全教育是在家中连哄带骗早就做好了的，自然也就规规矩矩的跟着母亲。
如何在万军丛中争得车上脚都落不下的一席之地，记忆已然模糊。只是大包小包摞着，大人小孩挤着；轻声细语聊着，大声吆喝喊着；这样的交响乐在拥挤的空间里自然流淌，分外和谐、彼此融洽。
曾听母亲说起，最开始的时候，班车只能坐到黄材镇上，离五里堆还有二三十里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沿着青阳湖岸，翻山越岭，绕道博兵寨山那边回家。那会我才出生，母亲得背着我，领着四岁多的哥哥，还有大包小包，走上十来里地。她说起过一个老人，住在路边，当时母亲的背带断了，向她讨一把稻草，想搓成草绳绑一下，老人生生不肯。
每聊及此，母亲总会说起这件事。在我眼里，母亲温婉善良，为人和善，应不至于如此念念不忘的。现在想来，当时的母亲，十七岁少不更事便嫁给父亲，十九岁生下哥哥，想想那年，也才二十三、四岁。穷乡僻壤，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成长、成家、生子，并没有什么过人的经历；在困境里，几根稻草却不愿救急的事，想来的确让人着急、感伤。
人生总是这样，一路和谐，温暖、感人；也有水花溅起，终究影响不了涟漪的美丽。几十年来，母亲和睦邻里，倍受崇敬；或者就是因为她有过这样的困境和感受，让她能急人之所急，宽容、友善。关于端午去外婆家的旅途，记忆里还有一些依稀的人和事：彼此的帮扶、相识的快乐、分别的不舍；都积淀在岁月的这杯陈酿中，虽不常饮，却日久弥香。
在我的记忆里，从供销社下车，经过五里小学，翻过把麦子当韭菜的山坡，穿过楠竹山，便是我们儿时的乐园--五里桔园，也就是外婆家。再后来，交通日益发达，过了集镇到彭家滩下车，走银水铺，沿着小河道一直往博兵寨山下走；看到两颗巨大的鹅卵石时，便到了桔园下面。这样的记忆，随着乡村公路的日新月异，越发难以重现，只能在不经意怀想时、以及偶尔的梦中再见。
记忆里的端午节，是外婆张罗的满桌丰盛。
尽管一大早出发，但上、下车前后这两段步行的路程总要耽搁不少时辰，加之满载的大巴弯弯拐拐、着不得急的匀速前进，百多里路走来，到外婆家时，早过了饭点。而嫦姨在益阳衡龙桥，比我家更远，带着比我还小两岁的表弟洛洛，更得紧赶慢赶。所以端午的中餐，总是比平常晚一些。
晚到有晚到的幸福。离鹅卵石还很远的时候，就会看到外公翘首以盼的身影，以及舅舅、小姨在鹅卵石上下翻腾的身姿。进门，一大桌子菜早已上桌，香味四溢、色相俱全。
五里堆属于上宁乡，乡村喂猪都是土花猪；而我们下宁乡，养的则是白猪。有一次，外婆家杀猪，我拉着妈妈问“嗯妈，为什么外婆他们杀猪是杀猪婆啊”。在下宁乡，只有母猪才是花色相间；我这一问，惹得大伙哈哈大笑。如今，土花猪是宁乡的名片，号称排名世界第五的名猪，可惜了咱曾今和饭狼吞虎咽的花猪肉，没能好好品尝，还嫌弃肥肉太多、瘦肉太少！
当然，仅仅只有肉似乎还不够，水煮鲢子鱼、爆炒磨芋、沩山豆腐、五里相干，现在可都是宁乡响当当的特色菜。皮蛋多是嫦姨捎带，益阳的松花皮蛋自然声名在外；咸鸭蛋则是外婆自己做。那年月省下几颗鸭蛋自然不易，所以保不准中间有那么一两颗收的时间长，寡了，气色可不好闻。参照我的手艺，外婆当年的厨艺顶多算一般般；但在一年难得见肉的年代，这一桌子的丰盛，得让我们撑到数月之后的中秋。想来，口舌生津，又念起那风卷残云的儿时气势来。
记忆里的端午节，是和小姨嬉戏的田野，和舅舅相依的时光。
外公是志愿军老兵，在地方上当了多年的大队书记，颇有威严。因此，小孩子们在餐桌上虽有放肆，却总还是有些拘束。特别是吃罢饭，多少有些正儿八经的大人间的谈话，我们是受不了的。当小姨在窗外偷偷招手的时候，便一个一个溜之大吉。
小姨虽然比我大了六七岁，当时却也是不折不扣的小孩，正会闹腾。加上她天性顽皮，像个男孩，自然成了孩子们的头领。毕竟是女孩，小姨跟我们相处，少了大哥平时对我们的颐气指使，全凭她天然亲和力和五花八门的游戏。跟着她，我们下田捉鱼，爬山采撷；晒谷坪打闹，桔园捉迷藏。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有地上跑的，见着哪个就逮哪个。所到之处，真正的鸡飞狗跳，一遍狼藉。
因为自小在外婆家待过很长时间，我们与小姨、芝姨、旺舅的感情特别亲。旺舅虽然比我们年长很多，但当时他尚未成家，家中活计他是主力。至今仍记得哪怕是去陡坡下挑水，我都会牵着他一头的挑水绳。憨厚的舅舅本就吃力，却任我拉拉扯扯；那龇牙咧嘴，哈赤哈赤的样子，竟然愈念愈清晰。
一晃旺舅意外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仍记得当年上大学，到井湾子找爸爸。碰见舅舅刚刚送货回来，解开裤带绳，从保险内裤里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上个世纪，二十块可能就是他蹬着三轮，长沙城里来回数十里挣得。平日三五块都不舍得的舅舅，给我钱时干脆、淡然的样子，想来让人泪眼婆娑。
时光匆匆让人恋。那些儿时玩耍、嬉戏，以及被小姨、芝姨、旺舅领着上山下田，上街赶集的端午往事，就这样不时荡漾在记忆的长河里。
记忆里的端午节，是外婆藏在箱底的零食。
桔园比起外婆家的老宅要偏僻一些。老宅在桂家坳，有晒谷坪，是个聚居地。桔园则是单门独户，穿过桔园往外走，很远的地方才开始零零散散有些人家。因此夜晚的桔园，总是显得有些冷清。端午时节，大都天气闷热。儿时的乡下，一无空调，二无风扇；心静自然凉对于娃娃们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从过年到端午，期间隔了几个月，外婆与妈妈、姨们自然有不少话要说；惦记着妈妈的蒲扇也就落了空。外头黑灯瞎火，加之开始蛇鼠横行，小姨的部队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
当然，偃旗息鼓只是假象。白天是冲锋陷阵，到了晚上，小姨改变策略，领着我们打起了外婆百宝箱的主意。儿时亲戚间的走动，现金不多，多是打个“包封”，拎块肉。肉要回礼，还要待客，像外婆这种辈分高一些的，有多余的部分也早抹了厚厚的一层盐，上了柴火架，熏成了够收一年的腊肉。而“包封”翻来倒去，不小心坏了牛皮纸，掉了线、湿了封的，总要剩不少。这些都被外婆小心翼翼的重新打理，收进了她的百宝箱。
外公稍显强势，外婆能当家做主的地方不多，这些桥饼、片糖、雪枣，就成了她一年待客、回礼、探视活动的库存。平日里，一把长棍钥匙看得可紧，没有端午这样的阖家团聚，“鱼龙混杂”的情形，决计是打不上这些美食的主意的。偏偏小姨心细，外婆在回娘家的女儿、女婿们面前，也不好攥着、挂着一个长棍跑。于是乎，吸引注意力的，站岗放哨的、找钥匙的，战战兢兢开锁的，分工明确，动作迅速。当然，拿得不能多了，尝个鲜，品个味，躲在厢房偷着乐呵一下已经足够。不然，爽了我们，苦了小姨，自然不够义道。
每年的游戏，自然躲不过外婆的法眼。能一再得手，自然是外婆“法外施恩”。一晃，外婆走了快三年。仍记得她离世时，衣柜的玻璃门上贴着我女儿一岁时的照片，当时便泪如泉涌，颇恨自己探望不够、关心不够。如今，天人永隔，再忆端阳，外婆的宝箱，斑驳红漆、四方的样子，让人感伤。
今年端阳，领着炅儿去岳母家。一路自驾，悠然自得，她还时不时叫我慢下来，拍拍天边的丹霞；早早到家，娃儿们便开始吃着喝着，对中午满桌佳肴视若无睹；吃罢饭，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叫她陪我上下走一圈也是懒得起身。而我，返城走在曾经蜿蜒曲折的老公路，有了这一路的念想，敲打一下，写下这记忆里的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