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家庭治疗》（Family and Family Therapy）这部著作在30年前便深受欢迎，原因是它不仅为理解两人之间相互交换的动力学［双重束缚，追赶者一回避者（pursuer-distancer）等等］，也为理解整个家庭的组织，提供了简单且全面的模式。家庭治疗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常常以个体集合的方式出现，而且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极具影响力，又不易于被理解。结构式（structural）家庭治疗虽然在其实施过程中，难免忽略个体动力学，即在建构家庭经验时拒绝个人历史的影响，并且因为偏爱过程而忽略了意义，所有这些或许是其瑕疵所在，但它的确为家庭治疗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其实施更具有条理，更蕴涵意义。不仅如此，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确一直遵循一个基本路径（trajectory），即从试图去理解家庭，到制订策略去改变他们。
在有关我们工作的第一部著作《贫民窟家庭》（Families of the Slums）里，我们重点谈到了家庭组织，描述了亚系统（subsystem）、联盟和联合（alliances and coalitions）、区分功能的界限（boundaries）、归属于不同亚系统的家庭成员的不同的行方式，以及缠结或疏离组织所导致的失败的结局。治疗是基于对家庭组织的理解。治疗性探索的目标在于发掘导致某种类型的经验和行为的家庭组织—尤其是那些促使青少年付诸行动的行为（acting-out behavior）的家庭关系类型。因此，准确的评估是干预的先决条件。
在《心身家庭》（Psychosomatic Families）一书里，我们讨论了何种类型的家庭关系导致了躯体化（somatization）。只有当我们对动力学有所理解，才有可能发展出挑战病理性僵化的技术，并促使新的关系模式和功能方式的形成。再重申一次，评估才是重中之重。
在《贫民窟家庭》这部著作中，我们提出了家庭组织的一种疏离类型—父母要么对孩子的行为漠不关心，要么对孩子实行独裁主义的控制。
他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忽略，就是暴力。这样的父母对孩子所做出的反应，主要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基于他们孩子的行为。无法对父母的反应做出预测，无疑会妨碍孩子对规则的理解，并阻碍他们形成内在的自我控制。孩子总是需要父母来控制，这样的控制也常常会变得反复无常。我不知道当今时代是否仍然可以遵循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贫民窟家庭》一书时所接受的所有假设，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在试图改变家庭之前，探索的重点应该是对问题的理解。
在《心身家庭》一书里，我们试图描述导致躯体症状的家庭组织。我们假定这些家庭缠结、回避冲突、过度保护，而且父母之间通过被认定的病人的三角化而避免了直接的冲突。此后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对我们的一些描述提出了质疑，而且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不过，我们干预的力度是基于我们对受到重重保护的家庭动力的评估以及我们的警觉性，例如，对于有厌食症孩子的家庭来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过度饥饿所导致的紧急情况。我们所提出的用来挑战过度饥饿模式的午餐治疗（lunch session），便是基于我们对家庭组织的理解，午餐治疗的目标在于引发父母与被认定的病人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对父母借助被认定的病人以回避夫妻之间直接冲突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与我们对付诸行动的儿童（acting-out children）的工作一样，对厌食症孩子的工作，也是从观察家庭功能开始，并对家庭组织做出理论假设，然后才发展技术，引导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此后，对家庭的理解受到削弱，而过于强调发展干预方法以及对治疗师风格、家庭情境和提供服务的公司组织进行探索。家庭治疗领域已经在向摒弃观察家庭的方向转变，逐步转向于技术［循环提问（circular questioning）、假设（hypothesizing）、恒定不变的处方（invariant prescription），转向于治疗师的权威问题，以及作者的身份（authorship），后来则转向于为行为赋予意义的故事的作用。
摘自《家庭与夫妻治疗:案例与分析》（Salvador Minuchin，Michael P. Nichols，Wai-Yung Lee（李维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