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公元751年。
这一年是唐朝的天宝十年，缔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已经是67岁的高龄，帝国盛世已经足够让他安心，尽享歌舞升平。
不过开疆拓土，一直没有停。
巨史煌煌，大国泱泱。
这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征讨南诏国。
南诏国是位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今云南及周边地区，因受吐蕃威胁，依附于唐朝而立。
南诏王阁罗凤在此前一年携妻子前往成都拜谒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途经姚州（今云南姚安县）时，唐朝官员张虔陀向阁罗凤索要财物并侮辱其妻子，阁罗凤被逼反叛，发兵攻陷姚州，杀死了张虔陀。
鲜于仲通于是率兵征讨。
但是南诏王阁罗凤尚存归顺之心，面对唐朝大兵压境，主动派使者向鲜于仲通谢罪求和，愿意归还所俘掠的财物、修复城池、改过自新。
鲜于仲通心高气傲，直接拒绝谈和，执意攻伐，并囚禁了南诏的使者。
阁罗凤在生死存亡之际，决定联合吐蕃，并率军主动出击，在西洱河设伏，致唐军大败，死者六万余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丢盔弃甲逃回成都。
战后南诏收敛唐军遗体筑“万人冢”，并立“南诏德化碑”，由此与唐决裂，归附吐蕃。
唐朝宰相杨国忠却掩盖败绩，将西洱河惨败粉饰为一场大捷。
大国么，必须赢！
西南战火未熄，西北烽烟又起。
这年八月，右羽林大将军高仙芝率兵三万（说法很多，取其中一种）进攻大食，深入至其境七百余里。
大食就是阿拉伯帝国，经过连年扩张，当时已经成为唐朝之外影响中亚的另一大势力。
高仙芝纵横西域，开疆拓土，公元750年，以石国（中亚的一个小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无番臣礼”为由，发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不久就掳走了石国国王及其部众，格杀老人与小孩，搜取财物，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求救。
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军队遭遇。
双方激战五日，未见胜负。
在双方相持的重要时刻，唐军中的葛罗禄（活跃于中亚的突厥语游牧部落，当时归附唐朝）部众因受唐将凌虐，倒戈夹击，高仙芝竟然大败，精锐部众死伤大半，仅剩千余人逃回。
这是几次边境冲突中大食唯一一次打胜战力强悍的大唐安西军。
石国也就此受大食压制和控制。
西北烽烟稍减，东北行军匆匆。
也是在八月，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率六万人在边境征讨契丹。
契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唐朝，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
安禄山身为边将，生存逻辑之一就是不断积累军功，讨好唐玄宗。（可参阅之前的《渔阳战鼓两相惊》）
于是安禄山多次对契丹发动挑衅性袭击，甚至诱杀其首领，导致双方仇恨加剧。
这次征讨，安禄山行兵千余里，至吐护真水（今辽宁老哈河），远道劳师，急攻未果，又因遇到大雨，“弓弩筋胶皆弛”，意思是唐军最倚重的远程火力都失效了，更要命的是，给安禄山军队担任向导的两千奚族骑兵（东北少数民族，与契丹同源而异部）见势不妙，临阵倒戈，与契丹军两面夹击。
唐军溃不成军，伤亡殆尽。
安禄山本人也被流矢击中马鞍，狼狈逃窜。
契丹的野心被放大，而边境范阳等地的军事压力骤增。
杜甫在《兵车行》里描述：“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同一年份，在帝国的西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三个大败仗。
但是三场仗，现在看来都有一些“本来也可以不打”的意味。
南诏也好，石国也好，契丹也罢，都有归附之实，唐朝却一味居高临下，武力征服，徒耗国力，平添震荡。
胜利叙事，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
以前是，现在的世界里，好像也是。
当面子上维持坚固时，内部往往已经是遍布裂痕。
再有不到4年时间，安史之乱就将终结唐玄宗的盛世。
“面子问题，宁死不屈，
金钱权力，拼命争取。
你有问题，我有问题
为了面子，头壳坏去。”
——郑智化《面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