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2023年，自己在无意中用一种史书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这可能是三年全球covid-19大流行宣告结束之后又一个思想上的变化，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媒体还是我自己，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身边、网络上发生的事情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待，反复地渲染着“见证历史”的氛围。

比如病毒的流行本身，在我看来就有这样的历史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难得的真正波及全球人类的事件。哪怕是世界大战，虽然挂着“世界”的头衔，但战争影响的范围也不至于涉及全球所有人类，但这次的covid-19大流行是人类真正作为一个“共同体”被影响。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值得被记录，都附带上了历史的色彩。2020年，我会说大流行已经一年了；2021年，我会说大流行已经两年了；2022年，我会说大流行终于结束了；2023年，我会说大流行结束一周年了……回过头去看，2019年则是事件发生以前“正常生活”的最后一年……就是这样，以covid-19大流行事件为中心，就像水面上扔下的一颗石头，涟漪会波及我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

习惯了这种看待大事件的方式之后，我对于个人的小事件也会不自觉地采取这种视角。作为一个体育迷，我对这种视角并不陌生，就好像某个运动员夺冠了，我们就会说，这个冠军对于这个运动员本身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队而言意味着什么，总会给它添加上超脱当下的意义，在历史的数轴上找到一个明确的位置。

所以我不断感觉到，自己从一个不怎么在意仪式感的人，开始在意仪式感这件事了。因为这种史书的视角，我在无意间写着自己人生的史书，今年我从大学毕业，人生状态不断发生变化，每一次变化我都会给一件事件加上一件标签，这种重复同样会加深这种思维惯性。我能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哪天交毕设的，哪天举行毕业典礼，哪天去参加了一个特殊的活动，哪天文章破了十万阅读，哪天入职，哪天又离职。以往让我回忆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我是混沌的，但今年，我感觉自己一年来的生活就像百度百科的年谱一样列在自己眼前。

这种视角有好有坏，好处很明显，这让我从一个更广大的视角看待当下，比如工作，我只要坐在座位上就会想：难道自己想在这个位置坐个五年十年吗？我希望如何书写自己的史书？这会迫使我去做那些更具有长期主义意义的事。

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容易陷入虚无主义，这和一年前的大流行事件同样有关系。在那时，要我排队，我就要去排队；要我待在家，我就要待在家；要我列出行程，我就要列出行程……原来在特殊的情境下，个体真的如此渺小。这就容易陷入一种虚无主义，做什么都好像没什么意义，比如我明明应该工作的，但是我一想，自己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上打十年的工，于是不自觉地就怠惰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污名化“认真工作”这件事，似乎觉得认真工作就是一种屈服，但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不做“应该”做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就好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那样，他不推石头上去，就那么无聊地坐在山脚下，其实还不如认真去推石头。有人会觉得，打工人摸鱼，很正常嘛，但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有大块空闲的时间反而会让你痛苦，打工人是在“打工”和“摸鱼”中选择，就好比学生在“水课”和“摸鱼”之间进行选择一样，但两件事其实都缺乏激情、热情、热爱，人只是从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变成了做另一件无意义的事情，所以该耗费的能量一点没少。

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思想的人，我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明明摸了一天的鱼，回家了还是感觉能量耗尽。

那所以我应该认真打工、认真听水课吗？这也不是我想给出的答案。我想说的是，一个人需要对当下保持持续的觉知，比如别人要我做一个表格，我就要有“我在做表格”的念头，因为这说明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把握，这种把握是对抗虚无主义的武器。

很有意思的是，仪式感就是一种对当下进行把握的思维方式，你会发现，在12月31日那一天，你活得比12月30日、12月29日都要更清晰，因为你认真地对待了这一天。说实话，如果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一天结束之后什么都想不起来，那到底活了个什么？因此今天的我对一句特别“俗”的话有了共鸣——要把每一天都过出仪式感。

一位德国摄影师和一个记者合作了一个拍摄计划，要给那些病重的老人拍摄遗照，其中有一个病重的老太太，在采访时指着楼下的超级市场说：

“你看那里头的人们，天天进进出出买东西，买面包、买肉、买卫生纸，你看他们的样子，他们好像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死。”

在2024年的第一天谈死亡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这种以终为始的人生态度。

祝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