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中短篇选51•

医生的 翻 译

作者：[美]简帕·拉希里

翻译：苏文林

2001年12月18日译

在茶摊上，戴斯夫妇争论着由谁带蒂纳去卫生间。最后，戴斯先生提到，他前天晚上给那女孩洗过澡，戴斯夫人才缓和了下来。从后视镜里，卡巴西先生望着戴斯夫人从他的笨重的白色大使牌轿车上冒出头来，慢慢腾腾地举起刮过毛的大腿，跨过后座。她们向卫生间走去，她没有拉着那姑娘的手。

他们是去柯纳拉克参观太阳寺。这是个干燥明朗的星期六，阵阵海风赶走了七月中旬的燥热，真是个外出旅游的好天儿。卡巴西先生一般在路上不会这么快就停下来，可是那天早晨，他在珊迪旅馆别墅门前接上这家人不到5分钟，那小姑娘就已经抱怨开了。卡巴西先生见到戴斯夫妇带着孩子站在旅馆的门廊下，发觉还有两个男孩，罗尼和鲍比，看起来年纪很接近，牙齿上包着光闪闪的银线。这家人看起来像印度人，但是穿着和外国人一样，孩子们穿的是质地光亮厚实的衣服，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帽子。卡巴西先生已经习惯了外国旅游者；因为他会说英语，所以被指派给他们。昨天他接的是一对年老的苏格兰人，脸上都长满了老人斑，稀疏蓬松的头发盖不住他们晒红了的头皮。和他们相比，戴斯夫妇有着晒黑了的年轻的面孔，更加引人注目。他进行自我介绍时，戴斯先生双手合掌致意；但是戴斯夫人像美国人那样和他握手，使他的胳膊肘都感觉到了。戴斯夫人咧了下嘴，对卡巴西先生应付差事地笑了笑，对他一点儿也没注意。

他们在茶摊上等着的时候，那俩个男孩中看起来大一点的罗尼突然爬出后座，被拴在地面上一根棍子上的一只山羊吸引了过去。

“别碰它，”戴斯先生说。他从那本旅游书上抬起了头，书名是用黄字印着的“印度”，看起来是国外出版的。他的声音有些踌躇而尖锐，像个没有成人的孩子的声音。

“我想给它一块口香糖，”那孩子一边喊着回答他，一边跑过去。

戴斯先生下了车，在地上半蹲着。他是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他长得就是放大了的罗尼的翻版。他戴着蓝宝石色帽舌，穿着短裤，旅游鞋，T恤衫。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机子上有一个显眼的长镜头，还有不少按钮和标记，那是他身上带着的唯一复杂的东西。他皱着眉，看着罗尼奔向那只羊，看起来没有叫住他的意思。“鲍比，看住哥哥，别干蠢事。”

“我看不会，”鲍比说，没动地方。他坐在前座卡巴西先生身边，正在酌磨着贴在车子手套盒上一张象神的画。

“不用担心，”卡巴西先生说。“那羊挺老实的。”卡巴西先生46岁，留着一头全白了的背头，但是他那闲时拍点儿莲籽油膏的黄皮肤和没起皱纹的眉毛使人不难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他穿着条灰裤子，一件相配的收腰的夹克式衬衣，短袖，大尖领，是用很厚的合成材料做的。他特意请裁缝剪的——他导游时最爱穿这件衣服，因为长时间开车不会弄皱。他从前档风玻璃看着罗尼围着山羊转，用手飞快地碰了羊身上一下，跑回了汽车。

“你是从小就离开了印度的吗？”戴斯先生坐回座位上时，卡巴西先生问。

“噢，麦纳和我都是生在美国，”戴斯先生突然用自信的口气说。“在那儿生，在那儿长。我们的父母现在住在阿森索这儿。他们退休了。我们每隔一两年来看望他们一次。”他转过头去，看到那小姑娘向车跑来，衣服双肩上的蝴蝶结拍打着她那瘦弱的肩膀。她怀抱着个黄头发洋娃娃，那洋娃娃好象被用玩具剪刀剪开过，作为惩罚。“蒂纳是头一回来印度，是吧，蒂纳？”

“我反正不用再去卫生间了，”蒂纳说。

“麦纳哪儿去了？”戴斯先生问。

卡巴西先生感到奇怪，戴斯先生向小姑娘提起他的夫人时直呼其名。蒂纳用手指了一下，只见戴斯夫人正在茶摊上一个光着脊梁的人那里买东西。戴斯夫人走回汽车时，卡巴西先生听到其中一个光脊梁的唱着印度流行情歌，看起来她听不懂那歌词，因为她一点儿也没恼火，或者不自在，或者用别的方式向那歌声做出反应。

他看着她。她穿一件短到膝盖以上的红白相间的长格子裙子，带方木跟的便鞋，一件像男衬衣的紧身罩衫。罩衫齐胸处镶着草莓状印花布。她是个矮个儿，长着一双像爪子一样的小手，手指甲上涂着浅粉色指甲油，和唇膏相配，体形丰满。头发剪得比她丈夫的长不了多少，梳成一边倒。她戴着一副暗褐色的大太阳镜，粉红架，背着个大草包，几乎和她人一样大，像个大碗，一个水瓶嘴露在外边。她慢慢地走着，手里拿着用报纸包着的一大包拌花生米爆米花。卡巴西先生转向戴斯先生。

“您在美国住在哪儿？”

“新布朗斯维克，新泽西州。”

“挨着纽约市？”

“正是。我在那儿教中学。”

“教什么课？”

“科学。实际上，我每年都带学生去一次纽约市自然博物馆。应该说咱们好多地方是一样的。你干导游有多长时间了，卡巴西先生？”

“5年。”

戴斯夫人来到了车上。“路有多远？”她问道，关上了车门。

“大约两个半小时，”卡巴西先生回答道。

听到这话，戴斯夫人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就好象她一辈子都在不停脚地在旅行。她埋头读起一本用英语写的孟买电影杂志。

“我还以为太阳寺只在布里北边18英里远的地方呢，”戴斯先生说，拍打着旅游书。

“去柯纳拉克的路不好走。实际上有52英里远，”卡巴西先生解释道。

戴斯先生点着头，调整着有点磨脖子的照相机背带。

卡巴西先生回头检查后门上的曲柄车锁是否都已经锁好，打着了火。车子一起动，小姑娘便开始摆弄起她那边的车锁，用力地前后扳动着，可戴斯夫人并没有开口制止她。她有点无精打采地坐在后座上，谁也没让就吃起了爆米花。罗尼和蒂纳坐在她的两边，都啃着亮绿的口香糖。

“看哪！”车子开始加速时，鲍比说。他用手指着路两旁的大树。“看。”

“猴子！”罗尼尖叫道。“哇！”

猴子成群结队地坐在树枝上，黑脸亮瞠瞠的，身体银白，眉毛平平的，头顶上的毛发像戴着帽子。灰灰的长尾巴在树叶中摇摆着，像无数条绳子。几只猴子用皮革般的手搔着身子，有的晃着脚，望着车子从面前驶过。

“我们把它们叫作哈纽曼，”卡巴西先生说。“这地方很多。”

他正说着，一只猴子跳到了路中央，害得卡巴西先生急忙煞车。另一只跳到车蓬上，又跳了下去。卡巴西先生按着喇叭。孩子们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吓得吸着气，用手蒙住眼睛，从指缝中向外望着。他们除了在动物园，从来没在别的地方见过猴子，戴斯先生解释道。他让卡巴西先生停下车，拍个照片。

戴斯先生调着他的长镜头；戴斯夫人手伸进草包中，抽出一瓶无色的指甲油，在无名指上搽了一下。

小姑娘伸出手，“我也要抹，吗咪，也给我抹点儿。”

“离我远点儿，”戴斯夫人说，吹着指甲，稍微转了转身。“你把我搞得一团糟。”

小姑娘自己把那洋娃娃的塑料围裙扣子打开又扣上，扣上又打开。

“全好了，”戴斯先生说，盖上了镜头盖。

车又沿着尘土飞扬的路飞驰，格格作响，使他们不时地从座位上颠上颠下，不过戴斯夫人还在抹着她的指甲油。卡巴西先生摘掉加速器，想让车子平稳些。他伸手换档时，前座的男孩摆动着他那还没长毛的膝盖给他让地方。卡巴西先生发觉这孩子比别的孩子白些。“爹爹，为什么这车的司机也坐错了地方？”那孩子问道。

“这儿的人都这样，笨蛋，”罗尼说。

“不许叫弟弟笨蛋，”戴斯先生说。他转向卡巴西先生。“在美国，你知道……这把他们弄糊涂了。”

“啊，是的，我太清楚了，”卡巴西先生说。他尽力轻巧地又换上了档，加快车速，向眼前的小山奔去。“我在‘达拉斯’上见过，方向盘在左边。”

“什么‘达拉斯’？”蒂纳问，现在把那洋娃娃在卡巴西先生座位靠背上摔打着。

“是在广播里，”戴斯先生解释道。“那是电视节目。”

他们长得像兄妹，卡巴西先生边这么想着，边驶过一排枣树。戴斯先生和戴斯夫人的做派像一对大龄兄妹，而不是父母。他们好象只在白天负责照顾孩子们；简直不能相信，除了他们自己外，他们成规矩地负责一切事儿。戴斯先生轻拍着他的镜头盖和旅游书，不时地用姆指指甲刮擦着书页，发出声响。戴斯夫人还在涂着她的指甲油，还是没有摘下太阳镜。蒂纳又在时不时地也要抹指甲油，于是，有一回，戴斯夫人轻轻声弹了一滴油在那小姑娘的手指上，把油瓶扔进草包里。

“这车不是有空调吗？”她问，还在吹着手指。蒂纳那一边的车窗坏了，摇不下来。

“别埋怨了，”戴斯先生说。“天又不太热。”

“我让你找辆带空调的车，”戴斯夫人接着说，“你干嘛这么做，罗吉，只为了省几个卢比吗？你一共为咱们省了多少钱，50美分？”

他们的口音和卡巴西先生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听到的一样，尽管不像“达拉斯”里边的口音。

“卡巴西先生，每天领人看同样的东西烦不烦？”戴斯先生问。把他那边的车窗一下子摇到底。“哎，停下车好吗？我想把那家伙拍下来。”

卡巴西先生把车开到路边，戴斯先生对着一个赤脚的男子拍了一张，那人头上缠着肮脏的头巾，坐在两头小牛拉的一车粮食袋子上。人和牛都又瘦又小。坐在后座上的戴斯夫人从另一个窗子向外望着天空；天上朵朵几乎透明的云彩飞快地闪过。

“实际上我盼望这样，”卡巴西先生边开着车边说。“太阳寺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我就这样得到了回报。我只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当导游。平时有别的工作。”

“噢？在哪儿？”戴斯先生问。

“我在一个医务所工作。”

“你是个医生？”

“我不是医生。我和一位医生一起工作。当翻译。”

“医生要翻译干什么？”

“他有不少古加亚提病人。我父亲就是个古加亚提人，但是这一带许多人不会说古加亚提语，医生也不会。所以医生就请我在他的医务所工作，把病人的话翻译出来。”

“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戴斯夫人说。

卡巴西先生耸耸肩。“这和别的工作一样。”

“可是又如此浪漫，”戴斯夫人梦幻般地说，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她拿下粉褐色的墨镜，卡在头上，就好象个发卡。她的目光头一次在后视镜里和卡巴西先生的相遇：眼睛发白，有点小，目光固定却没神。

戴斯先生转过头望着她。“这有什么浪漫的？”

“不知道。有点儿。”她耸耸肩，双眉皱了一下。“卡巴西先生，吃块口香糖吧。”她欢快地说。她把手伸进草包，递给他一小方块绿白条纹纸包着的口香糖。卡巴西先生把糖一放进嘴里，一股甜甜的液体一下子就粘到了他的舌头上。

“再说说你的工作吧，卡巴西先生，”戴斯夫人说。

“您想听些什么，夫人？”

“不知道，”她耸耸肩，大口嚼着爆米花，舔掉嘴角上的芥籽油。“讲个典型的情况吧。”她坐回座位上，头在一小块太阳光下歪斜着，闭上了眼睛。“我会想象出都发生了什么。”

“好吧。有一天，一个男人走了进来，说是嗓子疼。”

“他抽烟吗？”

“不抽。挺奇怪的。他说，他觉得好象有一根长草棍卡在嗓子里。我告诉了医生，他就对症下药。”

“这真奇妙。”

“是的，”卡巴西先生犹豫了一下说。

“这么说，病人全靠你了，”戴斯夫人说。她说得很慢，就好象在自言自语似的。“有时候指望你比指望医生还心切。”

“您的意思是？这怎么可能？”

“嗯，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医生，疼得像火烧似的，而不是一根草棍儿。病人永远不会知道你告诉了医生什么；医生也不会知道你说错了话。这就是责任重大。”

“是的，你身负重任的，卡巴西先生，”戴斯先生同意道。

卡巴西先生从来没想过他的工作能这样受人赞美。对他而言，这是个不值一提的职业。为病人翻译病情一点也不高贵，只是如实翻出那么多骨头肿胀；数不清的急性肠胃疼痛；有人手掌上长的斑点变了色，变了形，或者变了大小。那医生的年龄小他一半，赞成穿钮扣裤子，毫无幽默感地开着议会党的玩笑。他们一起在一座老式的小医务所里工作，尽管头顶上天花板那个吊扇转动着黑呼呼的叶片，还是热得卡巴西先生那件精工制作的衣服紧粘在身上。

工作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失败。他年轻时一心一意学习外语，攒了不少的字典。他曾梦想当个外交官和高官，解决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纠纷，平息只有他一个人才明白的双方的分歧。他是自学成才的。父母为他完婚之前，在他的一生中，在那么多笔记本中，有那么多个夜晚，他记下了那么多生词。他曾有一次相信，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用英、法、俄、葡、和意大利语交谈，更不用提印地、孟加拉、奥里西和古加亚提语了。现在，他只还记得几个欧洲词句，一些像“茶托”和“椅子”之类的零星单词。英语是唯一的除了印地语之外他能流利说的语言。卡巴西先生知道那不需要多大的智慧。有时，他担心孩子们的英语会比他的强，从电视节目上就可以学到。并且，从旅游者那儿就可以轻松地学到。

他是在头一个孩子七岁时开始当翻译的。伤寒病——是他头一次认识医生的原因。当时，他在一所语法学校教英语，用他的翻译技能来冲抵日益增长的昂贵的医疗费。最后，在一天晚上，孩子死在妈妈的怀里，他的四肢发烫，但是接着而来的是安葬费要支付，别的孩子们又转眼间出生了，还有新的、大的房子，好的学校和老师，新的鞋袜和电视机，还有其他无数安慰他夫人的办法，使她不再含着眼泪睡去。结果，医生答应给他比语法学校挣的高两倍的工资时，他接受了。他知道，他夫人对他当翻译这个职业并不太尊重，知道这会使她想起那死去的儿子；怨恨他靠省吃俭用来帮助挽救别人的生命。遇到不得不提到他的职业时，她使用“医生的助手”这个词，就好象翻译的过程如同给人量体温或者倒便盆。她从来没问过他，来医务所的那些病人，或者说过他的工作责任重大。

正因为如此，戴斯夫人对卡巴西先生的工作感兴趣，是对他的奉承。和他的夫人不同，她使他认识到这是对他智力的挑战。她还用了“浪漫”这个词。她对丈夫可不浪漫，却用这词来形容他。他怀疑，戴斯夫妇的结合是否合适，像他和自己的夫人那样。也许他们和三个孩子也有所不同，以及他们十几年的生活。他发觉自己的婚姻生活存在着预兆——争吵、冷淡和长时间的沉默。她对他突如其来的兴趣，从没向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表达过，多少令人陶醉。卡巴西先生再次想到她是如何说到“浪漫”的，陶醉的心情有增无减。

他开始检查开车时对后视镜的反应，庆幸早晨挑了这件灰色的套装，而不是那套膝盖上会蹋下去的褐色的衣服。他不时从后视镜里瞟一眼戴斯夫人。除了望一眼她的脸外，他还瞄一瞄她胸前的草莓和她喉头上的金褐色的空腔。他决定告诉戴斯夫人另外一个病人，再下一个；那位抱怨脊髓上有落上雨点儿的感觉的年轻妇女；那位胎迹上开始长出小绒毛来的先生，这又是个例子而已。戴斯夫人认真地听着，用一把像装着一排钉子的椭圆形塑料梳子梳着头发，问着更多的问题。孩子们都安静了下来，专心于从树上看到更多的猴子；戴斯先生则埋头于那本旅游书，所以那好象是卡巴西先生与戴斯夫人之间的私人谈话。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在路边一家卖油炒饼和煎蛋卷三明治的饭店前停了下来吃午饭，这是卡巴西先生常在旅途中盼望的地方，他可以安详地坐下来喝点热茶。这次他有些失望。戴斯一家一起坐在了镶着黄白花边的品红太阳伞下，向走来走去的头戴三角帽的侍者点了吃的；卡巴西先生不太情愿地走向隔壁的桌子。

“卡巴西先生，等一下。这儿有地方，”戴斯夫人叫道。她把蒂纳抱过去放在双膝上，坚持让他和他们坐在一起。就这样，他们一起要了瓶装芒果汁和三明治和盘子装的浇有全面粉黄油的油炸洋葱和土豆。吃过两个煎蛋卷三明治后，戴斯先生为这些正吃着的人们又拍了些照片。

“还有多远？”他边把一卷新胶卷装到相机里边问卡巴西先生。

“还有大约半个小时。”

现在，孩子们已经离开了桌子，寻找着树上更多的猴子，这样戴斯夫人和卡巴西先生之间就有了相当长的空隙。戴斯先生把相机举在面前，闭上一只眼睛，舌头从嘴角上伸出。“现在很好。麦纳，你再向卡巴西先生靠近些。”

她往近靠了靠。他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像威士忌和玫瑰香水的混合味。他一下子担心起她会闻到自己的汗臭味，这是他知道的，是从合成材料的衬衣里冒出来的。他一口喝完了芒果汁，用手指拢了拢银白色的头发。一滴果汁粘在他的下巴上。他担心戴斯夫人是否发觉了。

她没有。“你的地址在哪儿，卡巴西先生？”她问道，在草包里翻找着。

“您想要我的地址吗？”

“我们好寄给你几张，”她说。“几张照片。”她递给他急忙从电影杂志上撕下来的一片纸。空地儿很小，因为那张窄纸条上挤满了几行正文和一张男女主角在一颗按树下拥抱着的小照片。

卡巴西先生工整地写下地址，纸条随着他的笔卷了起来。她会给他写信，询问他医务所里每天翻译的事；他则会认真地回信，只写轶闻趣事，那些能让她在新泽西家中读到时开怀大笑的事。有时她会吐露些对婚姻的失望；他也会谈些他对自己婚姻的失望。这样，他们的友谊就会发展，就会越发紧密。他会得到一张他们俩坐在红阳伞下一起吃炸洋葱的照片，他会把它夹在俄语语法书里保存起来。卡巴西先生的头脑飞快地转着，受到了柔软甜蜜的一击。那是他好久以来已经没有过的感觉了。他那时经过了几个月的查字典、翻资料，终于可以读一段法国小说，或者一首意大利十四行诗，逐字逐句地弄明白，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才做到的。那时，卡巴西先生曾相信，世界真美好，一切努力都会有所回报的，所有生活迷途最终都具有意义。现在，他同样对戴斯夫人的许诺充满了信任。

卡巴西先生写完了地址，将那纸条递给她，可是纸一递过去，又马上担心起是不是把自己的名字拼错了，或者把邮政编码的数字写颠倒了。他担心漏掉了字母，那照片会永远也到不了他的手里，只能在奥里西的什么地方转悠，就在附近，却收不到。他想再要回那纸条，看一下他写的地址是否准确，但是戴斯夫人已经把它扔到草包中的乱东西里面了。

他们在两点三十分到达柯纳拉克。那寺院是用沙岩筑成的，成宏伟的金字塔结构，双轮战车状。那是为贡奉生命之主太阳而建筑的，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照耀在这庞大建筑的三个侧面上。二十四个大轮子雕刻在底座的南北两侧。整个建筑由七匹马拉着，仿佛飞驰向天堂。他们走到跟前，卡巴西先生解释道，这寺院是在公元1243到1255年间在甘哥朝代的大帝纳拉辛哈德华国王一世命令二万名艺术家建造的，纪念他抗击穆斯林军队的胜利。

“据说寺院占地约一百七十英亩，”戴斯先生说，读着他的书。

“像块沙漠，”罗尼说，他的双眼巡视着这沙堆，从寺院散向四面八方。

“干遮哈革河曾流经此处以北一英里。现在已经干枯，”卡巴西先生说，关掉了发动机。

他们下了车，向寺院走去，先站在台阶两边的一对狮子旁边照相。卡巴西先生又领着他们来到一个车轮前，那车轮比任何人都高，直径有九英尺。

“车轮象征着生命之轮，”戴斯先生读道，“‘车轮描绘出创造周期，保存和变为现实。’妙极了。”他把书翻过另一页。“‘每个车轮都分成八个厚薄不一的轮辐，把白天分成八等份。轮缘上刻着鸟和动物的图案；轮辐上的纪念章刻着姿态华贵的妇女，极富色情味。’”

他指的是无数具抱在一起的裸体的中楣，以各种姿态在做爱，女人紧紧地搂着男人的脖子，她们的双膝缠住情人的大腿。此外，还有各类日常生活、打猎和买卖、弓箭射杀的麋鹿以及手握利剑的战士奋勇向前的场面。

已经不能再进入寺院里面去了，因为那寺院多年来已经由砖瓦碎石填满，但是他们赞美着寺院的外部，和所有卡巴西先生带来的旅游者一样，慢步走过寺院的各个侧面。戴斯先生跟在后面拍着照片。孩子们在前面奔跑着，手指着裸体的人们，对纳革米森纳格外感兴趣，卡巴西先生告诉他们说，据说那是一对半人半蛇像，住在最深的海水里。卡巴西先生很高兴，他们都很喜欢这寺院，使他尤其高兴的是，寺院引起了戴斯夫人的兴趣。她每走三四步就要停下来，默默地望着那雕刻的情人们，成群的大象以及那些敲着双面鼓的无头女音乐家们。

尽管卡巴西先生来过这寺院无数次，但是当他凝视着那些无头妇女们的时候，突然想到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夫人完全裸体。即使在他们做爱时，她还是扣着罩衫扣，裙带在腰间打了结。他从来没有像现在专心欣赏戴斯夫人的双腿背这样欣赏过他夫人的双腿；这好象只给他一个人看的似的。当然，他以前也看到过不少由他导游的欧美女人裸露的四肢。但是戴斯夫人的却与众不同。和别的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只对寺院感兴趣，把头埋在旅游书里，眼睛盯着相机的取景框；而戴斯夫人却对他感兴趣。

卡巴西先生愿意和她单独在一起，以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谈话，可是站在她的身边又使他感到紧张。她在太阳镜后面消逝了，没有理会她丈夫要给她拍照片，超过她的孩子们，好象陌生人一样。生怕打扰她，卡巴西先生走在前面，和往常一样，赞美着有三个人大小的太阳神瑟亚的凡身们，各个都从门前的壁龛中探出身影，早、午、晚地迎接着太阳。它们头戴华丽的头饰，无精打采的双眼紧闭着；它们赤裸的胸膛挂着雕刻的链条和护身符。前面的旅游者献上的木槿花瓣点缀在她们那灰绿色的脚下。寺院北墙上的最后一个人像是卡巴西先生的最爱。这尊瑟亚面有倦容，工作一天后非常疲惫，盘腿骑在一匹马上。就连他的坐骑也是昏昏欲睡，他的身体四周有一群成双的小女人雕像，屁股撅向一边。

“那是谁？”戴斯夫人问。看到她站在他的身旁大吃一惊。

“他是阿斯泰切拉瑟亚，”卡巴西先生说。“是落日。”

“就是说一两个小时后，太阳就会在这儿落下了吗？”她从方跟鞋里拔出一只脚，在另一条腿后蹭着脚趾。

“对。”

她提起了墨镜一会儿，接着又戴上了。“妙极了。”

卡巴西先生拿不准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感觉那是赞美之词。他希望戴斯夫人理解瑟亚的美丽，他的力量。也许他们以后可以在通信中细谈。他会向她解释有关印度的事；她也会向他解释有关美国的事。通信以其自身的方式满足他的梦想，当一个各国之间的翻译的梦想。他看着她的草包，高兴地想到，他的地址正静静地躺在那些东西之中。当他一落千丈地想象着她时，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使他想用双臂搂着她，和她冻在一起，哪怕一瞬间也好，在他喜欢的瑟亚面前拥抱着。不过戴斯夫人又开始迈开了脚步。

“您什么时候回美国？”他问，说得尽量平静。

“十天后。”

他计算着：一周安顿下来；一周洗照片；再用几天写信；航空要两周寄到印度。按照他的时间表，再留出几天的富裕时间，他大约可以在六周后接到她的来信。

卡巴西先生送这家人回去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四点三十分刚过，开车回珊迪旅馆别墅。孩子们在礼品摊上买了车轮的花岗岩微雕像，在手中摆弄着。戴斯先生继续读着他的旅游书。戴斯夫人用梳子梳着蒂纳的头发，把头发分成两个马尾辫。

卡巴西先生一想起要离开他们就担心起来。他受不了要等六个星期才能收到戴斯夫人的来信。当他偷偷地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用松紧带为蒂纳扎头时，想到能不能把这旅程拖得稍微长些。他一般都是操近路赶回布里，高兴回家，用檀香皂洗手脸，悠闲地享受妻子默不作声地端上来的报纸和茶杯。长期以来，他习惯了的这种沉默，现在正压抑着他。就在此时，他提议去看看乌达亚吉里和坎达吉里山区，在那里，无数座寺院拔地而起，在大峡谷里面面相对。到那里有几英里远，但是还是值得一看，卡巴西先生告诉他们。

“噢，是的，这本书里也提到了那地方，”戴斯先生说。“是由耆那教长什么的建造的。”

“那我们去不去？”卡巴西先生问。他把车停在路的转弯处。“要向左拐。”

戴斯先生转身望着戴斯夫人。二人都耸了耸肩。“左拐，左拐，”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卡巴西先生转动方向盘，几乎因为放松下来而极度兴奋。他不知道一到山上，他该对戴斯夫人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也许他可以告诉她，说她的笑容很甜。也许可以夸奖一下她的草莓衬衣，他发现那衣服再合她身不过了。也许，当戴斯先生忙于拍照时，他可以拉拉她的手。

他没必要担心。他们到达山上时，山路陡峭，两边长满了树木，戴斯夫人拒绝下车。在整条路上，几十只猴子坐在石头和树枝上。它们的后腿伸向前方，举到齐肩，手臂放在膝盖上。

“我的腿太酸了，”她说，深深地坐在座位里。“我呆在这儿。”

“你干嘛非要穿这双不跟脚的鞋呢？”戴斯先生说。“你不能和我们一起照相了。”

“假装我在相片里就是了。”

“可是我们今年要把照片用在圣诞卡上的。在瑟亚寺那儿我们五个没在一起照过相。卡巴西先生可以为我们照一张的。”

“我不去了。那些猴子总是让我毛骨悚然。”

“可是它们不伤人的，”戴斯先生说。他转向卡巴西先生。“是这样吧？”

“它们多半是饿了，不会伤人的，”卡巴西先生说。“不要用吃的挑逗它们，它们不会打扰你的。”

戴斯先生带着孩子们朝山顶走去，男孩们走在他的两边，小姑娘骑在他的肩膀上。卡巴西先生看到他们在路上与一对日本男女擦肩而过，他们是那里唯一的别的旅游者。那两个人停下来照了最后一张相，然后登上附近的一辆车开走了。车子的身影一消逝，一些猴子就叫了起来，发出呼呼的啸声，手脚并用地跳到路上来。走到一个地方，猴子们在戴斯先生与孩子们四周站成一个圆圈，蒂纳兴奋地尖叫起来，罗尼围着他的父亲跑着。鲍比弯腰从路上拣起一根粗棍儿。当他伸出棍子时，猴子们靠向他，并且抓住了棍子，然后又不时地打着地面。

“我得过去看看他们，”卡巴西先生说，打开他那边的车门。“好多山洞要讲解的。”

“别。等几分钟，”戴斯夫人说。她从后座上下来，跳到卡巴西先生的身边坐下。“反正罗吉拿着那本破书呢。”戴斯夫人和卡巴西先生从前档风玻璃向外看着鲍比和猴子们过来过去地抢着那根棍子。

“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卡巴西先生评论道。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戴斯夫人说。

“为什么？”

“他不是他的。”

“您说什么？”

“罗吉的。他不是罗吉的儿子。”

卡巴西先生觉得皮肤上被刺了一下。他把手伸进衬衣兜，掏出一直带在身边的一小盒莲籽油膏，在额头上点了三下。他知道，戴斯夫人在看着他，但是他没转向她。他望着戴斯先生和孩子们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爬上了陡峭的山路，不时停下来照张相，身边围上去越来越多的猴子。

“你感到意外吗？”她说话的方式使他小心挑选着字眼。

“一般人不会往这上想，”卡巴西先生慢声慢语地回答。把莲籽油膏放回兜里。

“不会，当然不会。绝对没人会这么想。我把这秘密整整藏了八年。”她看着卡巴西先生，歪着下巴，好象对他要另眼相看。“不过现在我告诉了你。”

卡巴西先生点点头。他的喉头突然觉得发干，额头因为油膏的作用使他觉得发热，还有些发麻。他想向戴斯夫人要口水喝，又打消了这念头。

“我们打小时就认识了，”她说。她手伸进草包，找东西，结果掏出了那包爆米花。“来点儿吗？”

“不，谢谢。”

她抓出一把放进嘴里，又坐回到座位里一点，目光从卡巴西先生移开，朝她这边的车窗外看去。“我们念大学时就结婚了。我们在中学时他就这么提出来的。我们当然进了同一所大学，那时我们谁也离不了谁，一天也离不开，一分钟也离不开。我们的父母是最要好的朋友，住在一个镇子上。我一生中每个周末都去看他，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们家。父母让我们去楼上一起玩，而他们在开着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玩笑。想想吧！他们从来没抓住我们什么把柄，尽管我觉得那多少是在故做姿态而已。事儿都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干的，父母们都在楼下喝茶……我可以给你讲些故事的，卡巴西先生。”

她和罗吉一起呆在大学里的那些日子的结果，她继续说，她没交多少密切的朋友。困难时没人能倾吐有关他的那些事儿，或者分担一时的想法或担扰。她的父母现在已经生活在世界的另一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从来没太亲近他们。

那么年轻就结了婚后，她就完全被那婚姻淹没了，转眼间就有了孩子，奶孩子，热奶瓶，把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量体温，罗吉在上班，穿身运动衫和灯芯绒裤子，教学生们有关岩石和恐龙的事。罗吉从来不像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那样爱生气或者担心，或者堕落。

她总是精疲力竭，谢绝一两个女同学约她去曼哈顿吃饭或购物的邀请。后来，朋友们不再给她打电话，这样她整天一个人呆在家里看孩子，身边围满了玩具；使她走起来磕磕绊绊，坐下来又没地方坐，总是牢骚满腹，疲备不堪。罗尼出生后，他们偶尔出去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就更少了。罗吉不在乎；放学就盼望回家，看电视，膝上抱着罗尼。当罗吉告诉她，有一个旁遮普朋友要在他们家里住上一个星期，在新布伦斯维克区为找工作面试时，使她气得不行。那人她见过一面，忘记了。鲍比就是那天下午怀上的，在堆满了橡皮玩具的沙发上，在那朋友听说一家伦敦医药公司雇用了他，罗尼站在围栏里叫着要出来的时候。当时，她正要煮一壶咖啡，那朋友碰了下她的后背，她没有反抗，他把她拉近身。他匆忙地以一种她从来不知道的技巧，一声不吭地和她做了爱。事后没有罗吉一定会做的那种有意义的表示和微笑。第二天，罗吉开车送那朋友去肯尼迪机场。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娶了个旁遮普姑娘，他们还住在伦敦，每年他们都与罗吉和麦纳互寄圣诞卡，每家的信里都装着家人的照片。他不知道他是鲍比的父亲。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对不起，戴斯夫人，您干嘛告诉我这事儿？”当她说完后，转过头来，又一次面对他时，卡巴西先生问。

“求求你，别再叫我戴斯夫人了。我28岁，你的孩子可能和我年龄差不多。”

“没那么大。”发觉她把他看作父辈，卡巴西先生有些不舒服。他以前对她的感觉，开车时从后视镜里查看着她的那种感觉，蒸发掉了些。

“我告诉你，是你人聪明。”她把米花袋放进草包，没把袋口折好。

“我不明白，”卡巴西先生说。

“你不明白？八年了，我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儿，不能向朋友们说，更不能对罗吉说。他甚至都没怀疑过。他以为我还在爱着他。那么，你有什么说的吗？”

“说什么？”

“说说我告诉你的事。说说我的秘密，以及那使我多么害怕。我不敢面对孩子们，不敢面对罗吉，总是害怕。有一天我有一股吓人的冲动，卡巴西先生，要扔东西。我要把能扔的东西都从窗口扔出去，电视机、孩子们，所有的东西。你不觉得这是病态吗？”

他默不作声。

“卡巴西先生，你真的没什么可说的吗？我以为这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为你导游，戴斯夫人。”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别的工作。当翻译。”

“但是我们并没有语言障碍。翻译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否则我就不会告诉你了。你没发觉我告诉你的意思吗？”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受够了，老是害怕。八年了，卡巴西先生。我痛苦了八年了。我本来希望你会让我感觉好点儿，告诉你实情。想得到些安慰。”

他看着她，看着这位穿着红格子裙子和草莓T恤衫，还不到三十岁的女人，她既不爱丈夫也不爱孩子，对生活已经失去了热情。她的坦诚压抑着他；想到山项小道上的戴斯先生就更加压抑。蒂纳骑在他的肩头上，拍照着山体上雕刻出的古老庙宇小屋，为的是带回美国给学生们看，从没怀疑，也不知道他的一个儿子不是他自己的。戴斯夫人要求他翻译她那常见又浅薄的小秘密，使卡巴西先生感到羞辱。她不像医务所里的那些病人，他们的眼神呆滞而绝望，不能入睡或者不能呼吸，或者不能轻松地小便，总而言之，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痛苦。尽管如此，卡巴西先生仍然觉得帮助戴斯夫人是他的责任。也许，他可以告诉她，向戴斯先生承认事实，肯定会使她感觉好些，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也许，他可以建议由他来主持那谈话，当个调解人。他决定从最明显的问题开始，直到事情的核心；所以他这样问道，“您真感到痛苦吗，戴斯夫人？或者有罪恶感？”

她转向他，看着他，她浅红色的嘴唇上粘着厚厚的芥籽油。她张口要说话，但是当她看着卡巴西先生，眼前似乎掠过某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她闭了嘴。这有如一盆冷水向他浇来；他知道，此时他连被侮辱一下都不值得了。她打开车门，迈步向山路上走去，方木鞋跟使她的步伐有些蹒跚，手伸进草包，抓一小把爆米花吃。米花顺着她的手指缝落了下来，留在路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米粒，引得坐在树上的一只猴子跳了下来，狼吞虎咽着那些小小的白米粒。那猴子开始跟在她的身后，想吃到更多的米粒。别的猴子也跟着它，这样她身后就跟上了五六只拖着光滑尾巴的猴子。

卡巴西先生下了车。他想喊叫，用什么办法提醒她，可是他又担心一旦她知道猴群跟在她的身后，她会更加紧张。也许她会失去平衡。可能猴子们会拉她的包或者头发。他开始慢慢地走上小路，拣起一根落在地上的树枝，赶走猴子。戴斯夫人继续走着，不经意地在身后留下一条米花粒。在斜坡的顶上，一组小屋的屋前立着一排石头方柱，戴斯先生跪在地上，调着相机的镜头焦距。孩子们站在拱顶走廊下，在眼前进进出出。

“等一下我，”戴斯夫人喊道。“我来了。”

蒂纳上下跳着。“妈咪来了！”

“太好了，”戴斯先生说，并没抬起头。“来得正好。请卡巴西先生为咱们五个人照一张吧。”

卡巴西先生加快了脚步，挥舞着手中的树枝，把猴子赶走，使它们向另一个方向逃去。

“鲍比在哪儿？”戴斯夫人停下脚步问。

戴斯先生从相机上抬起了头。“我不知道。罗尼，鲍比在哪儿？”

罗尼耸了耸肩。“我以为他就在这儿的。”

“他在哪儿？”戴斯夫人又大声问道。“你们都怎么了？”

大家开始呼喊他的名字，在小道附近上上下下地找着。因为他们在喊叫，开始时他们没有听到那男孩的尖叫。他们在小道下坡的稍远的一颗树下找到了他。一群猴子围着他，有十几只，用它们的又长又黑的手拉扯着他的T恤衫。他的脚下散布着猴子们用手耙过来的米花，那是戴斯夫人撒在路上的。那男孩没出声，他的身体僵住了，惊恐的脸上滚动着泪珠。他的两条光腿满是泥土，印着一条条猴子用早先他给的那根棍子不断抽打出来的红色伤痕。

“爹爹，那猴子在打鲍比呢，”蒂纳说。

戴斯先生在衣襟上擦着双手。他由于紧张，无意中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相机呜呜的上卷声越发使猴子们兴奋起来，拿着棍子的那只猴子就越发用力地抽打着鲍比。“咱们怎么办？它们要是开始进攻怎么办？”

“卡巴西先生，”戴斯夫人尖叫道，发现他就站在边儿上。“快想点办法，求求你了，快想办法！”

卡巴西先生举起树枝赶猴子走，用嘘声赶那些还没动地方的猴子，跺着脚吓虎它们。那些动物慢慢地后退着，迈着慎重的脚步，顺从而不胆怯。卡巴西先生把鲍比搂在怀里，把他带到他的父母和哥哥和妹妹站的地方。他抱着那孩子，想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些什么。但是鲍比晕晕乎乎的，吓得混身发抖，棍子抽过的地方流着血丝。当卡巴西先生把他递给他的父母时，戴斯先生掸掸那孩子T恤衫上的泥土，马上把帽舌戴到他的头上。戴斯夫人伸手进草包找出绷带，扎到他膝盖的伤口上。罗尼给弟弟一块口香糖。“他没事。只是有点吓着了，对吧，鲍比？”戴斯先生说，拍着他的头。

“上帝呀，快离开这儿，”戴斯夫人说。她两手抱胸，正抱在胸前的草莓上。“这地方让我丧魂落魄。”

“可怜的鲍比，”戴斯先生说。“到这儿来会儿。让妈咪梳下你的头发。”她又一次把手伸进草包，这回拿的是梳子，开始在半透明的帽舌周围梳着。当她匆忙中掏出梳子时，那张写着卡巴西先生的地址的纸条随风飘走了。除了卡巴西先生，谁也没看见。他看着那纸条飞上了天，风吹着越来越高，吹进了那些猴子正坐着的树林里，它们静静地观看着下边发生的事情。卡巴西先生也在看着，知道，这是戴斯一家永远留在他记忆中的画面。

[字数：13,000]

译自：JhumpaLahiri:"InterpreterofMaladies","PrizeStories1999---TheO.HenruAwards",

AnchorBooks,October1999,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