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就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将那种没有公共契约制约的，通过恶性竞争生存的模式，概括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公权力已经不受约束，社会成员之间也缺乏制度保障和基本信任。因此，人们只好把周边的人均视为竞争者，或者干脆就是敌人。
只不过在今天，我们不用这样尖锐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处境，而代之以“内卷”罢了。内卷诚然是一种表达范式，却实在是过于温和的一种。尽管在很多国人看来，这个词已经刺耳。可事实是，很多人在生活情境中确实是相互为敌或以邻为壑的状态。久而久之，人们接受了这种情况为常态，也就是说内卷是常态，与人为敌也是。不这样的人反而被称之为很“蠢”，“太老实”……
此前山东青岛有位安徽阿姨下海救一命落水的女子，并因此得到该市表彰。在新闻下方的评论中为这位阿姨较好的人不少，但也有很多人表示冒这种危险去救一个陌生人实在是不值得，而且此言论收获了一波拥趸。这意味着孟子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这种普遍化的道德情感在今时今世已不牢靠。
而近日舆论又涌向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恰好这位“大师”也是安徽人，但与救人的阿姨相比，处境就大不相同了。新闻报道释永信因沉迷酒色财气，涉及贪污腐败种种秽行被立案调查。而至于他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秽行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舆论对他的态度。
红楼梦中那句经典台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含金量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有丝毫折扣。而民间对释永信的关心好像并不是他的诸多秽行到底有多污秽，而是更关心为何现在才抓他。言下之意是，这种家伙早就该抓了。也有人甚至说“你看他的面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无论说什么吧，对于前两天还在大肆辟谣说释永信没事的官方，突然有铺天盖地的发文说其正在接受调查。辟谣还言犹在耳，抓人却凯歌高奏，如此玩弄舆论故而又受到舆论多方攻击。
但那又怎么样呢？说他是谣言，和说他确实犯罪之间很矛盾吗？昨天确实不知道他犯罪，今天知道了，你能说我昨天辟谣不对吗？
这就要回到开头说的那种社会了，即没有公共契约制约的权力，本身就不需要对什么人负责。你可以理解这种社会为集权社会，当然也可以用学者王毅先生所用的“流氓社会”来形容他。
而法国学者贡当斯在他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中更为具体指出：专横权力毁灭道德，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专横权力对人的影响，就像瘟疫对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抛弃同命相连的受难伙伴。每个人都会公开放弃他们过去生活中的契约。
那么这时候再将释永信和青岛阿姨比起来，才能发现这位阿姨无论是人性、佛性、神性都远高于释永信。当然，也高于批判释永信的普罗大众。因为，释永信没什么好说的，如果释永信是生活在一个瘟疫的社会里，那么他感染的瘟疫就是“钱”和“权”。既然社会充斥着这种病菌，那么释永信不过是一个病人，而不是谁的仇人。既然生活在这充斥瘟疫的社群，你敢说你已经免疫了？
在我弟弟还只有几岁的时候我问他：“你有什么梦想吗”？
他说：“我想当兵”。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当兵以后就是军人，我就有权力管别人了。”
弟弟十几岁以后我又问他：“你觉得最让你焦虑的问题是什么”？
他考虑了很久以后说：“应该是钱吧。”
这两处回答，一个涉及权，一个涉及钱。都是一个尚未深入接触这个社会的孩子之口，但它又确乎是多数人的梦想与焦虑。也便是说，我们都有此病。这个病和释永信的病是一种病，只是轻重有别，而非病种有别。
所以，很多人追问他为什么“现在”才被抓？重点并非是“被抓”，而是“现在”！刘和平先生在《大明王朝1566》这本书中塑造了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沈一石。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会是一个君子吗？说给你听，你信吗？所以，谁都知道沈一石有罪，想证明他有罪实在不费吹灰之力。但你觉得或我觉得他有罪并没有用，他有没有罪，取决于对于可以治他罪的人还需不需要他，是需要他有罪还是需要他无罪。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向来蛮横无理，简单的说就是：几千年史书，尽是功名利禄；几万里识人，满口仁义道德。而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法宝并不是权谋，而干脆就是杀人！很多历史的关键节点都是通过杀人来推进的。也是因为杀人，帝王实现了御下之道。还是因为杀人，臣民学会了苟且图存。
官家的事是向来是不得妄议的，任性而为也只不过自取其祸。远的不必提，就拿最近的杭州自来水事件说吧。官家说自来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大不了赔你五吨水，反正自来水没问题！如此一来，你还要有话说，只能案造谣生事、扰乱治安论处。于是，舆论皆休。因此，不管杭州自来水里面有什么，反正都在那五吨水的赔付里一笔勾销了，谁也不准再多说一个不字。聪明的你我，也真就不再提他。转而对释永信口诛笔伐起来。
那么事实是什么还重要吗？反正已经一锤定音了。而诸如此类的事，实在也不胜枚举，古今皆然。清末的严复就曾认为中国两千年秦制视国民为奴虏的结果，就是导致举国“怀诈相欺，上下相遁”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国民性格。
因为大多时候我知道你在撒谎，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在撒谎，但你还是撒谎。那么，我也只好撒谎，比如谎称自己感恩戴德，比如对你歌功颂德等等。既然已经没有办法指望一个一秉至公的权力来维护小民的权利益，那么小民除了蝇营狗苟还能怎样？
梁启超说：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者人，即其在社会上占优胜之位置也。而其稍微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
从这个视角去看释永信，虽为诈伪，却也卑屈。顶着大德高僧的面纱，整日扮演不属于他的角色。日常生活中恐怕既要鬼鬼祟祟，又要收买人心；既要上下其手，又要游走权门。看起来威风凛凛，其实也卑微的很。
释永信能够屹立至今日，光靠骨头硬能行吗？我看恐怕全靠膝盖软，嘴巴甜，出手阔来支撑。至于为什么今天却撑不住了这个问题，确乎是本案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如果是法治社会，他所犯的罪桩桩件件均有着落，并非一朝一夕所构成。而无论是外界传言，还是内部举报，史不绝书，何至于延至今日？这或许表明，原来靠得住的人现在靠不住了，原来靠得住的势现在也塌陷了。这就是说，不抓，是有人一言九鼎；抓，亦是有人痛下杀手。和“法”的关联度不大。
而观之于佛教协会的举动更觉可悲。释永信刚被带走，尚在调查，佛教协会就忙着开除释永信的僧籍。就像大连工业大学急着开除与外国男人睡觉的女学生一样滑稽。第一，佛教协会开除了释永信，释永信就不是僧侣了？就不有辱佛门了？第二，释永信还在调查中，结果还么出来，该协会就急着清理门户，丝毫不愿等一等调查结果？也许结果是又是受人诬告呢？凡此种种可见，什么佛教，什么佛教协会，也都是染了瘟疫的一群“病人”而已，那有什么如如不动，心无所住的四大皆空？
如陈独秀所言：经千年专制政治，自秦政已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人，未见有始终为恶人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
那释永信有人格吗？我想显然是没有的，既然他没有，去讨论他没有的东西就毫无意义，对其大张挞伐亦无效果，嘲弄更显得自己像个小人。因为不坐在释永信那个位置，你未必就真不是释永信那种人！你之所以不是，或者是说还不是，或许是因为你还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是。在这样一个酱缸里，你说你洁身自好也好，说你守身如玉也好，都没有用，要有人信才好！
所以讨论释永信最好只是引子，所言谈的真正的东西乃是人的权利，和公权力的作为与限度。今天倒了一个许家印，明天倒了一个宗庆后，后天又倒了一个释永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何况那些整天在反腐倡廉一线振臂高呼的公仆，不也一个一个的在倒掉吗？有权有势的人尚且不能自保，黔首何能自安？所以，当整个社会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备、高效、公正的制度之前，多倒掉一个释永信，作为普通人就应该多一份不安。最好再挤出几滴兔死狐悲的眼泪，而不可拍手叫好，落井下石。
因此，释永信的罪过是大是小，是多是少，实在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即便他是大是多，也实在构成不了多大的危害。因为用不了多久，必然就有人要来讨论释永信的功过了。罪其者有之，而功其者亦必有之。因为释永信不是这个不够好的社会的因，而是这个不够好的社会接出来的果。
我们的责任是追寻病因，切不可执着病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