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法定婚龄不过二十。我们村有个老规矩：次子年满十八，便可申请宅基地。那年，在全队艳羡的目光里，我家分得了泊池北畔那块半坡宅基。地是有了，可父母的腰杆却像被压弯的弓，紧绷了起来。
母亲在运城工程队做饭，顺带揽些加工沙发套、做棉大衣的活计，攒下了些底子；父亲每年几百元的积蓄，也都捏在手心里。正是这点滴的积蓄，给了他们为我盖婚房的底气。
那年冬季，椽子檩条桁架运回，我和表弟开启了一天三根椽（一根檩）的刮皮抛光工作。这个活给人的印象就是扎人黏人磨人戗人，树皮毛躁磨衣服,松香黏衣服，结疤戗关节，圆形点面狭窄蝙蝠铁刨子功效低。冬天昼短，费时费力。
八四年开春，父亲特意请假回家，带着我做粗木工活。要把椽子两头锯成直角，统一尺寸，大头整圆，再用斧头修出圆楞。檩条笨重，需两人合力搬上码子。轻的，父子俩一人一头；重的，如脊檩，得合力挪一头，再调另一头。说是制作，无非是找中线、校直，讲究个“弓朝上”。
父亲是正经木匠出身，而我不过是工地的模板工，只会摆弄些支撑混凝土的碎活，虽也打交木板铁钉，却算不得真木匠，功夫浅薄，底气不足。
父亲掌锯，我拉锯。因各自心中的那条“中心线”不合，锯齿走得磕绊。没拉几下，父亲便火冒三丈，觉得我这几年学艺不精，连最基本的配合都不会。他猛地一推锯，将我顶在原地动弹不得。我心有委屈，却无从辩驳。他转身离去，歇了阵，又唤我来。这次他让我全身放松，只顺着他的力道走。磨合几个来回，锯路终于顺了。
我知道父亲心里有火。工地上有他的一摊子事，家里这摊子活也走不开，如今还得陪着我受这份罪，人急了，难免上火。
午休时，两碗开水，两块馒头就着柿饼。不抽烟的父亲干活不停歇，吃饭也不讲究，总是一个工序结束，才肯稍坐片刻，旋即又操起家伙，在那木料上勾画起来。
桁架的设计，摒弃了奢华繁复的二架梁工艺，只选了最直接的承压结构模式。直径四十五公分的湿木，沉得像铁。每一次翻转，都耗尽全力。汗水迷蚀了眼睛，木渣扎透了鞋袜，棱角磨破了衣裤。父亲那时四十岁，个头虽不如我高，力气却大我数倍。每每他用撬杠撬起，我却因力道不济让木料重重砸回原地。可这一次，父亲没再发火，只摆摆手说：“歇会儿，歇会儿再想招。”
二十多天的日积月累，这些木料总算脱胎换骨，成了房屋的骨骼。为了安装顺利，还得预演一次。幸亏借了隔壁的园子，才有了足够的场地。我们把所有檩条用家里的板凳支起，拉通长线，用木楔和砖块一点点调平。从一头望去，那条崭新的木料严丝合缝，光洁得能照见人影。我们在每根木料上标好字码，整齐堆放。
正式建房那天，工程队来了七八号人。有四十岁技艺高超的师傅，也有十九岁朝气蓬勃的小工。这群专业人员一来，就像一阵春风，暖透了全家人的心。亲戚朋友也闻讯赶来。每日，饭菜可口，进度扎实。
我家北房只有小五间，无山墙。从夯好的地坪起，前后墙除窗台下砌砖，其余全是胡基块。没用立柱，全靠砖撑。仅五天，墙体便拔地而起。
立木那天摆了席，鞭炮炸响，声震四野。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院子里站满了叔叔爷爷和兄弟们。架子上的人拽绳，地上的人抬、架、顶。人多力量大，六根桁架在众人的号子声中稳稳归位。剩下的檩条便不在话下，隔壁花园里的木匠们专司木楔固定。上苍庇佑，一上午便大功告成。
小桌上供着油饼，燃香酹酒。香表燃尽，鞭炮再响，以此告慰天地。我和父亲虔诚跪拜。抬头看去，脊檩上的红缎赫然醒目，粉记板上字迹周正。地上铺满喜庆的红纸屑，烟雾缭绕中，父亲格外激动。这是他有生以来盖的第二座房，肩上的使命，眼看就要完成。乡亲们散去喝酒，他却独自留在院里，望着新房久久不肯走，眼眶渐渐红了。
立木之后，便是灌椽、钉苇箔、刮泥、上瓦。短短十天，北房落成。工程队撤走一半，剩下的人又花十天盖好了门楼。一座北方农村寻常的院子，就这么立起来了。
此后，还需经过一个夏天的干燥，才能抹灰、铺砖、盘炕、安门。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填进了房子里。
二零一七年，这座陪了我三十三年的老房，已显老态。连阴雨时，屋顶漏雨；后院东墙因邻居家盖楼失去倚靠，坍塌成篮球大的窟窿。新旧房一墙之隔的代差，让它在新别墅的比试下显得格外刺眼和落寞。为了安全，在父母的期盼中，我拆了旧房，盖起新房。
拆房时，我特意把那块记述父亲为我建房过程的粉记板留了下来，藏在新房的阁楼上。那是父亲为我付出毕生心血和汗水的见证，我想让它代代相传。
父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新房落成。那时他已患有老年痴呆。女儿出嫁那天，他看着簇新的房舍和满屋的欢喜，浑浊的眼睛里噙满了激动泪水。或许在他的意识里，后代正顺着他的愿望，过得幸福圆满。那泪水里，是他一生的希冀与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