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背靠古嵝山，坐西朝东，面对古城东门。如果站在关帝庙主殿，视线通过太子亭门楼，可以看到莲花池、东门城楼、东门屿的文峰塔连成一线。世代相传，文峰塔像毛笔，莲花池是墨盘，专门供关帝挥毫书写。

在东山历史上，关帝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明末清初，江山迭代，铜山百姓备受战乱摧残，被清政府强制迁入内地，视为弃民，长达三十几年。康熙时期，朝廷进行“粮户归宗”改革，铜山百姓在入籍问题上一波三折，最终借助关帝的特殊身份，认关帝为共同的祖宗，以“关永茂”为总户名，顺利入籍。

在关帝庙二进天井东边走廊，第二座石碑就是《公立关永茂碑记》，详细记载了铜山建城和卫所军户从军籍向民籍转化的过程。

铜山城建立时，周德兴调莆田兴化府士兵戍守铜山城，《碑记》载：“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所莫闻。”有明一代，铜山城的军民都是军籍，军户的社会地位比民户相对低下，承担的差役更为沉重，所以明朝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事，黄道周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脱离军籍的。

“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于海氛，故弃之。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清朝初年，郑成功占据铜山十八年，因此被清政府“弃之”。康熙六年（1667），福建首先裁撤卫所，铜山所划归漳浦管辖。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复界，回到铜山的军户成为无籍之人，相当于现在没有户口。

“故莘庵陈公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贻燕善策。”康熙四十年（1701），漳浦知县陈汝咸将铜山居民登记入册，给予户口。但是，因为没有“宗”，只能“傍人门户”。

中国从西汉开始实行编户齐民，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对百姓进行户籍管理，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依据。明朝在全国推行黄册里甲制，宗族是赋税钱粮征收的基本单位，而里长和甲长一般都是族长或者大户人家担任。宗族在古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不可以“泛而无宗”。后来，由于大户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政府也为了管理便利，里甲管理逐渐世袭化，赋税徭役逐渐定额化，因此里甲组织和宗族组织基本重合，宗族管理也就具备了基层政权的职能。有的几个小的家族合成一个大的宗族组织，他们拥有共同的户长，而属下可以有上百成千的子户。

当时的铜山居民，就处于有了户口，却没有户主的状态，也就是没有“宗”。把户口寄在别人名下，非常不方便，包括赋税徭役的摊派也是别人说了算，免不了受到盘剥。

“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

那时，东山岛除了铜山城及其属地外，大部分地区隶属诏安县管辖，以现在的团结路经过桥雅头，往人民市场直至海边为界。现在的铜陵镇在当年是分属漳浦县和诏安县管辖的，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铜山城才划归诏安县。

当时诏安县也有许多“有籍无宗”的军户，他们共尊关羽为祖先，虚拟户主“关世贤”，获得批准，和有户口的居民一样，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大称其便”。康熙五十年（1711），铜山以诏安为榜样，也共尊关羽为祖先，虚拟户主“关永茂”，获得批准，“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

整个铜山城才顶一个总户名，说明复界后过了三十年，铜山的人口仍然不多。从此以后，关帝不但是庙里的神袛，而且是铜山和诏安军户的共同祖先。他们改称关帝为“帝祖”，把关帝庙的香火请到家里，刻像悬挂，供奉在客厅中堂，每天烧香朝拜，俗称“烧点火”，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东山县尊称关帝为“帝祖”的原因。

人们感念关帝，赋其美丽传说。据说，朝廷视铜山百姓为弃民，不予入籍。关帝闻讯后，心急如焚，托梦给漳浦知县陈汝咸，训斥一番，不替铜山百姓解决入籍，怎么能说是造福一方。陈汝咸一看关帝为铜山百姓撑腰，不敢怠慢，向朝廷奏请把铜山百姓编审入籍，给予户口。同时，又托梦给铜山各大族长到关帝庙开会，商讨立户问题。各大族长领悟关帝圣意，来到关帝庙稽首跪拜，感谢帝恩，立誓做关帝裔孙，并立关永茂为总户主。至此，铜山百姓在关帝帮助下，完成了入籍立户，正式成为朝廷子民。

“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舛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子孙乎？于是公诸仝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傍人门户固然不便，一户之内也有矛盾。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关永茂一户内部，由于黄启泰等大户把持，出现了以贵欺贱、以强凌弱的现象。可以想象当年铜山城内，因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不均，出现了激烈的内部纷争。经过各方协调，关永茂一户分为七房，其中陈、林、黄三姓各为一房，达成小事各房处理，大事共同协商，杜绝舞弊的原则。这是立碑的目的，也是宗族和里甲共同治理地方的成功案例，它闪耀着地方自治的微光。

不知什么原因，《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来到铜山城，也许他到铜山考察前明往事，也许他受邀而来主持公道，总之，他撰写的《公立关永茂碑记》，成为他留在铜山城的历史印迹。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关羽完成了从人到神的塑造，而在我的家乡，关帝又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回归。在多神崇拜的中国，这种现象很少见，可以说绝无仅有。

                    2018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