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出生的我,小时候能吃饱穿暖,只不过衣裳旧点,肉少一点,却是无忧无虑,那时整个村的情况相差无几;读书时可以请假回家做农活,老师也可以让全班的学生去他家帮忙收稻谷;孩子不听话可以打或骂,父母对于老师的严厉要求感激不已;那时候的家人天天在一起,三餐饭也同吃,农忙时孩子要做饭送到田间给父母,父母从不操心孩子的作业和学习,生活是一切的重心;
那时候的孩子读书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为父母脸上挣光,摆脱农村的出生。而我也一样,除了这些,还觉得大山外有我想要的社会环境,生活的有尊严,可以凭自已的努力改变生活圈子,及获得更多的知识。
2000年左右,陆陆续续有人从村子里走出去,那时整个村还没有电话,外出务工的人用书信报平安,从邮局向家人汇钱;我依稀记得700元/月的工资,让老家人稀罕不已;当时我正值初三下学期,在沿海城市的经济浪潮中,有些从学校走出的学哥学姐出人头地,回到母校发表感言,学校的形象墻上赫然的印着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切给我们从农村来到镇上读书的同学莫大的新鲜和刺激,有的同学愿意早点下海工作,有的同学想读书改变命运,而我是想通过读书改变我和一家人的运命;对于天资普通的我,只能通过用更多的时间换来知识,起早贪黑,干劲十足;然而有天晚上,无意间听到父母的交谈,认为现在外面的工资高,早点出门工作比读书强,那时我们的家庭勉强可以负担学费,可是对于700/月的工资,诱惑实在太大,我对自已的未来也不是自信满满,所以怕给家里增加负担,选 择了6月份考试完,7月1号绿皮火车站票来到了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