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不过是借火点烟的交情。某个落雨的清夜，她裹着淡棕色格子衬衫推开画室的门，脖子因为冷风而冻得通红，发梢还夹杂着几粒雨滴，脚步轻盈却匆匆，眼镜上结满雾气。
“需要眼镜布吗？”
“不用了谢谢。”
我努力想看清她的样貌，大概是因为腼腆，她拼了命地把头往下低，但她回话的瞬间我们还是对视了，仅一瞬，我便被她的一切所吸引，她的目光犹如在丛花中蕴藏的萤火虫，隐晦而热烈。她的长发像是夜色的绸缎，垂落时泛起墨色涟漪。那双杏眼含着仲夏夜未蒸发的露水，稚气未脱的脸颊似有皎洁月光在荡漾。可能是因为长头发的缘故，她作画过程中总把鬓发别到耳后，露出颈侧淡青的血管，像是早古画卷因时间而积累的裂纹，端庄而不失优雅。突然她起身走开，我好奇地把眼神聚焦在她身上，直至她走到窗边拿出一支烟，却没有点燃。女生抽烟倒是个少见的事，但这却不能成为批判一个人好坏的标准，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晴圆缺，当生活覆盖了一层厚而潮湿的雾霾时，烟或许可以给她们带去片刻的清醒与安慰。我给她递过火机，她回赠了一枚薄荷糖，糖纸在香烟里被衬托出格外清洌的凉，她心事重重，默默卧在窗边，影子斜斜地落在她的画板边沿，像一尾搁浅的鱼。
渐渐的我和她相遇次数多了，她总是在每周一晚上来到画室，天气慢慢变得闷热，她却依往常一样套着那件长袖格子衫。有次我实在忍不住问道“不热吗？”她却因为慌于回答而打翻了调色盘，颜料也不慎溅到外套，宛如一幅抽象派画家的即兴。她不得不脱下外套，好在内搭了短袖，我却注意到她右手上满是暗红的痂，以为是纹身，看清了才知道那是自残的旧痕。那天我只看到了她苍白的脸映在了满地颜料上，像是被揉捏过的宣纸浸在水里，扭曲，无力。
往后的几周里我都没有再去过那间画室，生怕她见了我生烦，得去道个歉，想起她去年冬天被冻伤的脖子，又出于乱说话的“愧疚”，我准备给她织一条棕色的围巾，每见到她一次就织一小段，待到这个冬天再送给她。于是我准备每个礼拜一都提前在画室蹲点见她，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为了快点织完围巾还是喜欢上她单纯想见她了。
我走在去画室的路上，路过一家咖啡馆，她却恰好坐在馆内最深的卡座里，如同一滴不慎掉入拿铁拉花的冰露，黄昏的余晖穿过窗棂，将她垂散的头发淬上了焦糖色的光边，那双惯常无神的杏眼此刻低垂，睫羽也在咖啡的反衬下投出栅栏状的阴影，骨瓷杯沿印着她那半枚淡红唇釉，指尖缠绕的银匙不断搅拌着郁金香拉花，貌似在打破某种忧伤的平衡，窗外识趣地扬起了一缕轻风，飘落的几片枫叶，让本就柔美的画面变得更加易碎细腻，她此刻的所以烦恼，都同砂糖一起溶解在了骨瓷杯底。我走进咖啡馆坐到了她的对面，想为上次的失言道个歉，她却是先开口道：“对不起，上次把颜料弄撒了一地，右手的疤痕还吓到你了，请你不要讨厌我。”我被这不属于我的道歉吓到了，或许忧郁不是需要治愈的疾病，而是勘破表象的透镜；自卑不应被视作羞耻，而是重构价值体系的脚手架，但物极必反，过度的忧郁自卑就会如同致死的疾病，任何自主观念都会变得畸形。
我也和她道了歉，彼此间的隔阂好像瞬间没有了一样，慢慢变得熟络起来，可她还是和从前那般悲观，有时瞥见她手腕叠着的新旧伤痕，我心里也会传来一阵不忍的伤痛，于是我试着改变她，尝试着在裂缝中培育发光体，有时改变悲观者不是涂抹亮色，而是教会其与阴影共舞。渐渐的她的眼神不再那么空洞，还专门为我画了一幅肖像，只是为什么没有画上眼睛，她的回答是：“什么时候我和你一样乐观了，这幅画就有眼睛了。”
秋雨在玻璃窗上划出银色裂痕时，她开始教我调一种特殊的青灰色。我们挤在她家狭小的卫浴间，用牙刷蘸着丙烯颜料往瓷砖喷洒，水汽氤氲的镜面上，两个模糊的轮廓正把斑驳霉点改造成星空。“要先把绝望碾成粉末，”她握着我的手在墙上画漩涡，“再拌进临近冬天的霜。”她家客厅摆满了奖杯，原来她父亲是个拳击手，但是五年前因为打假赛而入狱，妻子也因此和他离了婚，今年冬天她父亲就出狱了。
围巾织到锁骨位置那天，她父亲出狱了，当起了网约车司机。那个男人左眼蒙着灰翳，指节残留着监狱铁丝网的锈迹，却能用报纸叠出会扇翅膀的鸽子。我们在客厅里吃着泡面，他忽然盯着我未织完的围巾说：“她小时候，总把毛线头绑在脚趾上装美人鱼。”
梅雨季来临，她总说自己的手脚被风吹得失去知觉。她父亲送我们一罐自制的杨梅酒。紫红液体在玻璃罐里摇晃，果粒在冰糖里沉浮，像封存了三百六十五个黄昏的晚霞。某个闷热的午后，我们偷尝禁果般拧开罐子，红霞色的酒液在马克杯里泛起细密的叹息，她偷偷往我的水杯里兑了半盅。她执意要在阁楼搭造临时影院。老式投影仪的光束切开漂浮的尘埃，我们在霉味与杨梅香交织的空气中铺开棉被。我们蜷在阁楼看老电影，雷声碾过屋顶时，她潮红的脸颊贴着我的肩，我的指尖在空气中临摹她的影子。醉意漫上来时，她突然说：“小时候总以为雨是上帝的缝纫线，可以把破碎的天空缝起来。”我们开始用吸管往对方手背吹气泡。她手腕内侧的疤痕在投影光里泛着珍珠母贝的光泽，像一条休眠的银河。
深秋的旧货市场，我们踩着吱呀作响的银杏叶地毯漫步，她忽然在某个摊位前蹲成凝固的剪影，高挺的鼻尖几乎要触到那尊缺角的青瓷笔洗。摊主是个独眼老人，正在用绒布擦拭几套破锈的古董，我们花三根糖葫芦的价钱买下残器，她抱着笔洗如同揣着传国玉玺。回家的公交车上，她突然掏出随身携带的画笔，就着颠簸的路面在裂纹处勾了只蜷睡的猫，猫尾恰好盘住缺口，我翻遍衣兜找出颗琥珀色纽扣，用树脂胶将它嵌成悬在猫爪边的月亮。这个丑陋的手作笔洗成了她家窗台的“圣物”，每天盛着不同颜色的晨光。有次她往里倒了半杯拿铁，说这是"印象派颜料"，又帮旁边静置的稻草人手办，围上鞋带当作围巾，眼睛还是两颗剥了皮的桂圆，她又说这叫“后现实主义乡愁。”
入冬了，她的围巾我也快完成。平安夜那晚，我们给街角的流浪猫画写生，她手指不知为何变得不太灵便，却坚持要钩画朵山茶花。她忽然哼起走调的《茉莉花》，说这是母亲唯一教过她的歌。窗外的雪落在她睫毛上，那朵歪斜的山茶花最终成了小猫的领结，在寒夜里开得比霓虹灯还鲜艳。
这个的天冷得残酷，大概是因为过度劳累，她突然晕倒在家里，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她开始变得暴躁，手腕上的新痕也悄悄增多。那天她开始把调色盘摔向墙壁。颜料在霉斑上绽开成神经元的形状，那些溅落的青灰色斑块像极了渐冻症诊断书上凋亡的运动细胞。“我的脊髓正在结霜。”她笑着举起颤抖的右手，指尖悬停在我们修补过的青瓷笔洗上方，“医生说最多半年，冰层就会漫到喉咙，还有望不清的治疗费…”她几乎以颤抖的语气说完这段话。
她父亲把沙袋重新吊回车库横梁那天，杨梅酒罐里的冰糖全化成了血丝。这个曾用报纸折鸽子的男人，此刻正用绷带缠裹指关节的旧伤，他又打起了假拳，为了赚钱给她治病，哪怕能多活一天。
当我围巾织到第三十二个棕色菱形格时，她的父亲也在黑市擂台上被第三次击倒，第九回合铜铃响时，他吐出的第六颗牙齿嵌进了擂台边缘，这个曾也因打假赛入狱的男人，此刻正用眉骨丈量地板上凝结的血泊面积。二楼包厢飘来雪茄味的嘲笑声，那些戴着祖母绿扳指的手往铁笼里扔满了浸血的钞票。担架抬出后场时，我发现他运动裤里掉出张幼儿园家长会通知单。浸血的纸张背面，画着带拳击手套的公主。赛前的更衣室里，他用手机录制道歉视频，碎裂老旧的屏幕里映出锁骨处干净的圣诞猫领结——去年平安夜她亲手缝制的礼物。
医院走廊永远漂浮着冻伤膏的气味。她坐在轮椅上数着昏迷的父亲断掉的牙齿，突然站起伸手接住窗外飘进的柳絮：“小时候他教我画郁金香，说等攒够钱就开家花店。”重症监护室里，心电监护仪的绿光爬上她正在慢慢僵化的膝盖，像早春藤蔓缠绕着大理石碑。
殡仪馆空调喷出浑浊的雪。她僵直的手指捏着粉饼，试图遮盖父亲太阳穴处的血锈色尸斑。渐冻症让泪腺比露水更快结冰，于是她把杨梅酒抹在眼皮伪装哭泣。当殡葬师要给遗体戴假耳时，她突然抽搐着站起，将那只珍藏的报纸鸽子塞进父亲残缺的耳蜗。我推着轮椅穿越花圈丛林，看见她正在融化。止痛贴从脖颈滑落，露出颈侧冰裂纹般的青灰色血管。她突然扯下右手的黑纱，露出用父亲血痂在手臂画的倒计时：“距完全瘫痪还有47天，”我已经不想再麻烦任何人。
这天我独自织着围巾，银针突然在指腹刺出血珠，我盯着那瘆人的猩红斑点，想起她说过渐冻症患者凝血功能会逐渐衰竭。我攥着差最后一针的围巾来到她家楼下，她家楼道漂浮着铁锈与止痛贴混合的气息。401室门缝溢出的寒风掀起我手中残缺的围巾，未系牢的绳子缠住生锈报箱。门前，钥匙还插在锁孔微微发烫，走近，窗帘如垂死水母般鼓动，窗台上两只米白色帆布鞋仍保持着跃入虚空的姿态，桌上放着撕开却没吃下的舍曲林，房间只剩下打开的窗户和那副始终没有添上双眼的肖像，也只剩下了消失的她。
之后，我把未完成的围巾铺在她的人形轮廓上，棕色毛线恰好覆盖住她反弓的颈椎。积雪突然开始蒸腾，冰晶折射出半年前画室初遇的晨光——那时她鬓发别着的枫叶发卡，此刻正插在窗台裂缝里，脉搏上凝结着脑脊液与颜料混合的绝望。法医抬起遗体时，有道反光从她紧攥的右手坠落。那是我们修补青瓷笔洗用的琥珀纽扣。
那天，一个女孩在毛线编织的宇宙中坠落，身后散落的星尘全是父亲被打落的臼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