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途九秩：山河载歌行》散文诗文集
作者：何久恩
第十篇 · 通道一夜
通道是湖南西南角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红军在这里开了一个会。不是后来名垂青史的遵义会议，而是遵义会议的序曲。
那夜很冷。湘西的冬天湿冷入骨，风从山垭口灌进来，吹得窗纸瑟瑟发抖。毛泽东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一根竹棍，指着贵州的方向说：湘西不能去，去就是往口袋里钻。博古沉默着，李德的脸藏在油灯的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周恩来坐在旁边，缓缓点了点头。
这个点头很轻，轻到只有在场的人能看见。但这个点头也很重——它后来变成了一条路，翻过老山界，渡过乌江，一直通到遵义城下。通道太小了，小到地图上要凑近了才能找到。但那夜的灯火把这个小城照得透亮——不是因为灯多，是因为方向对了。
第十一篇 · 黎平的木板
黎平会议会址是一栋老宅，在黎平老城深处。木板地，走上去咯吱作响。我放轻脚步，不敢用力踩——不是怕楼板塌，是怕惊动那些还留在木头纹路里的争论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博古坚持北上，李德拍桌子，周恩来再一次站在了毛泽东这边。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正式放弃了北上湘西的计划，转兵黔北。这是长征路上第一次用正式的会议决议否定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有人推开窗透气。窗外是黔东南的冬夜，月亮很瘦，挂在侗寨的鼓楼尖上。
黎平是个小地方，但这栋老宅装下了一支部队的命运。咯吱作响的楼板至今还在响——不是风吹的，是那夜的脚步声还没有走完。
第十二篇 · 乌江竹筏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悬崖壁立，江流湍急，水色墨绿。红军到达南岸的时候，对岸有黔军一个团的火力封锁，江上没有桥，也没有船。
工兵连砍竹子扎筏。第一批突击队八个人乘一只竹筏下水，划到江心被急流打翻，全部落水。第二批突击队下水前，有个战士把干粮袋解下来交给战友，说：“过去了还我，过不去——替我吃了。”战友接了，什么都没说。那个人后来过了江，活了很久。
那几只用毛竹扎成的筏子早就烂在江底了，但那些站在江边往筏子上跳的人，还站在历史的江岸上。江水滔滔，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但从来没有消失。
第十三篇 · 猴场的灯火
猴场是瓮安县一个镇，乌江边上。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在这里休整了一天。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又开了一个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
那夜是新年，但没有人为新年庆祝。红军蹲在猴场的老街上烤火，火光照着一张张瘦削的脸。有战士在火堆边打草鞋，麻绳在手指间嗤嗤地响；有战士在补军装，针脚歪歪扭扭的，但补得很认真。毛泽东住在街边一间小屋子里，窗口正对老街。窗纸上映着他的剪影，低着头在看地图。地图很大，铺在膝盖上。那间屋子的房东姓宋，是个开杂货铺的，把家里仅有的一盏煤油灯借给了毛泽东。灯芯拨了又拨，油添了又添，一直亮到后半夜。
猴场的灯火，是遵义会议前最亮的一夜。
第十四篇 · 苟坝的马灯
苟坝是遵义以西的一个小村子，在深山里。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这里又开了一次会。会上多数人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坚决反对。表决的结果是一比多，他的意见被否决了。但他没有放弃。深夜，他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三里多山路去找周恩来。
山路很陡，马灯的灯苗在风里一摇一晃，但没灭。他敲开周恩来的门的时候，周恩来还没睡——他正在整理当天的文件。两个人就着马灯的微光谈了很久。第二天会议重新讨论，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后来的情报证实，打鼓新场当时确有国民党重兵埋伏。如果不是那盏马灯，不是那三里夜路，红军的命运可能再次逆转。
那盏马灯后来锈蚀了，陈列在纪念馆里。灯罩碎了，灯芯燃尽了，但灯还在——它照亮过一段夜路，也照亮了一种品格。
第十五篇 · 青杠坡
土城附近有一座青杠坡，坡不高，但很陡。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这里和川军打了一场恶仗。
这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仗，本来是打算吃掉川军一个旅，但情报出了错——川军不止一个旅，是两个师。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红军伤亡很大。朱德把指挥部前移到了离火线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亲自指挥。子弹在头顶飞，参谋们劝他往后撤，他说：兵在哪，我就在哪。
后来红军撤出了战斗，沿着赤水河西进。青杠坡的坡顶上现在有一座纪念碑，碑不高，但很重——碑上刻着那些永远留在这里的人的名字。他们中大多数还没有来得及在遵义会议的决议里找到希望，就把希望留给了后来的人。
第十六篇 · 茅台酒香
茅台镇出名是因为酒。长征路上，它出名的却是另一件事。红军路过茅台镇的时候，老百姓拿出自酿的土酒给伤员擦洗伤口。那年头的茅台酒还不是奢侈品，只是当地人用赤水河的水和本地高粱酿的土烧，装在瓦罐里，封口是红布和泥巴。战士们的脚上全是血泡，有的已经化脓了。老百姓把酒搬出来，倒进盆里让战士泡脚。酒一沾伤口，疼得龇牙咧嘴，但没有一个人叫出声来。
有个年轻战士伤口感染发高烧，卫生员用棉花蘸酒给他擦身子。第二天烧竟然退了。那个战士后来走完了长征，活到新中国成立后。他逢人就说茅台酒救过他的命。
茅台镇的酒香至今还在空气里飘着，淡淡地，像那段记忆——不浓烈，但永远不会散。
第十七篇 · 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的这句词写在娄山关的石壁上，也写在了一个民族的心里。
娄山关是黔北门户，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攻占娄山关。仰攻，从山下往山上打。每一个往上冲的人都是守军火力下的靶子。夕阳把苍山染成血色，那不是残阳，是血。突击队从侧翼攀崖而上，像一把刀刺进了敌人的后背。关口被拿下来了，毛泽东站在关隘上，看着残阳如血的群山，在马背上吟出了那首词。
几十年后，一群中学生从栈道上跑过，一边跑一边喊：“雄关漫道真如铁”。他们跑得很轻快，脚步落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就是当年那些攀崖的人最想看到的画面——后来的孩子们不用再打仗，可以在诗词里认识这座山。
第十八篇 · 金沙水拍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水流湍急。红军巧渡金沙江，靠的是七只小船。皎平渡，一个很古老的渡口。摆渡的船工们用竹篙撑着江底的石头，一船一船地送。七天七夜，船工们累得吐血。红军干部们接过竹篙自己撑。有个叫张朝满的船工，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红军给银元，他们不要；红军给盐巴，他们收了。盐巴比银子还金贵。他把盐巴分给了村里的穷人，自己只留了一小撮。
七只小船，渡了两万多人马。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部军事史上都是奇迹。金沙江上现在建了好几座大桥，渡船早就没有了。但江还是那条江，水还是那样急。站在江边，你能听见当年的桨声——不是用耳朵听，是用心跳在听。
第十九篇 · 彝海
彝海不是海，是凉山深处一个高山湖。一九三五年五月，刘伯承和小叶丹在这里歃血为盟。杀一只鸡，把鸡血滴进两碗清水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同时喝下去。从此就是兄弟。
小叶丹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临死前他对妻子说：红军给我的那面红旗要藏好，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妻子把红旗藏在百褶裙的夹层里，藏了十五年。新中国成立后拿出来的时候，旗已经褪色了，但上面的字还能认——“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
彝海的水还是那样清，倒映着雪山。那场盟誓没有留下任何实物——碗碎了，鸡血融进了湖水。但盟约还在。大凉山的彝族孩子今天在课本里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湖边的索玛花开得正烂漫。
第二十篇 · 安顺场
大渡河在安顺场拐了个弯。这里的水流更急，浪打在礁石上碎成白色的粉末。
十七名勇士，一只小船。强渡大渡河。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馆的墙上：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表克……最大的三十岁，最小的十六岁。十六岁的陈万清是主动报名上的船。他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晚年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什么，那时候我们都不怕死。他们不怕死，是因为他们把这条命托付给了比命更重的东西。
小船还在纪念馆里陈列着，船体已经发黑，船桨折断了一根。它什么都说不出来，但它替十七个人说了所有的话。大渡河的涛声穿过九十年的风，还在吼，吼得人耳朵疼。
第二十一篇 · 铁索寒
泸定桥。十三根铁索，横跨大渡河。铁索下面是咆哮的河水，两岸是垂直的峭壁。红军到达的时候，桥板已经被守敌抽掉了，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攀着铁索一寸一寸向前挪。廖大珠冲在最前面，刘金山紧随其后。四人牺牲在铁索上，十八人冲过了桥。
幸存者刘金山活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采访中说：“过桥的时候我没想别的，我就想，死也要死在桥那头的岸上。”铁索后来换了新的，但旧的铁索还在纪念馆里。我去摸过——冰凉的。但它曾经烫过：被枪弹烫过，被汗水烫过，被二十二个人的体温烫过。
风从铁索间穿过，发出铮铮的声音。那不是铁在响，那是二十二个人的心跳还在铁链上跳。
第二十二篇 · 夹金山的雪
翻越夹金山那天是六月。山脚下穿单衣还出汗，走到山腰就冻得牙齿打战。走到山顶，风吹过来像刀割。有人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战友走过去推他——人已经硬了，姿势还保持着坐的姿态。
军需处长把棉衣全发给了伤员，自己穿着单衣冻死在路边。战友们愤怒地喊：“把军需处长叫来！”有人小声说：“他就是军需处长。”纪念碑在垭口立着，比雪还高。碑上刻着很多名字，但更多的名字没人知道。雪山顶上的雪年年化，年年新。那些化掉的雪水渗进泥土，长成草，开出花。漫山遍野的野花，都是他们的碑。
第二十三篇 · 梦笔山
翻过夹金山，还有一座梦笔山。名字很美，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万人之路”。不知道谁起的这个名字，但他大概没想到，真有上万人从这里走过。
梦笔山和夹金山差不多高，但红军翻越梦笔山的时候状态更差。他们刚翻过夹金山，体力还没恢复，又饿又累。梦笔山上的雪比夹金山还厚，一脚踩下去，雪没过膝盖。有个战士在雪窝子里发现了一棵野葱，拿刺刀挖出来，洗干净分给了班里的战友。他分得很仔细，一人一小段，手指头那么长。他说，吃了有力气。其实那一段野葱什么用都没有，但大家都吃了。不是吃葱，是吃一个念想。
山脚下有个藏族老阿妈，当年见过红军翻山。她后来对人说：那些人从山上下来的样子，比牦牛还苦。但她又说，他们的眼睛比雪山还亮。
第二十四篇 · 达维的拥抱
达维是四川小金县一个镇，四面环山。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这是长征路上第一次主力会师。
达维桥不宽，木头桥，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的战士从桥两头往上拥，桥在晃，人在喊，眼泪在流。一方面军的人说“你们辛苦了”，四方面军的人说“你们才辛苦”。他们把干粮塞给对方，推来推去，干粮掉在地上，两个人同时弯腰去捡，头碰在一起，然后抱着头哭了。
那张会师的老照片现在在纪念馆里，拍得模糊，人影都叠在一起。但正是这种模糊，把拥抱留在了时间里。
第二十五篇 · 毛儿盖
毛儿盖是草地前最后一个集结地。红军在这里休整、筹粮。藏民把青稞卖给红军，有些青稞还没熟透，红军就连穗子一起割下来，放在火上烤着吃。有个炊事班长在这里把全连的口粮重新分配了一遍，每人每天只有一小把炒面。他把炒面装进干粮袋，扎紧，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怕潮，怕丢，怕老鼠偷。他说，这就是全连的命。
毛儿盖有棵核桃树，据说是当年开会时拴马用的。树已经很老了，树干要两个人合抱，枝干虬曲，像老人手上的血管。树上挂满了经幡，风一吹，五彩的布条飘起来。红军当年拴马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这棵树后来会被敬若神明。但那些从树下走过的人，后来成了这个国家的缔造者。
第二十六篇 · 松潘草地
草地看着是平的。一望无际的绿，像一块巨大的地毯铺向天边。但踩上去才知道下面不是土，是水，是泥，是无尽的深渊。有人陷进沼泽，战友伸手去拉，自己也陷了下去。最后那只手还在泥面上举着，手指在风里动了动，然后不动了。
七天七夜。不沾实地。草根吃完了吃皮带，皮带吃完了还有最后一把炒面。走出草地的时候，有人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绿色。那不是草原，是坟场。埋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也埋葬了他们的名字。草地上的草一年一年地长，那些倒下去的人融进了草根，融进了泥水，融进了这片土地的每一次呼吸。
第二十七篇 · 班佑的炊烟
班佑是草地尽头的第一个村寨。红军走出草地，看见炊烟。没有人下令，整个队伍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有烟就有人，有人就有家，有家就有热食、热水、热炕。从草地里出来的人不像兵，像鬼。瘦得皮包骨，衣服烂成条，脸黑得认不出五官。但他们看见老百姓的第一句话是“老乡好”，不是“有吃的吗”。
班佑村口立着一块碑——“红军走出草地纪念碑”。碑的后面就是草地，一望无际的绿。那些走不出来的人永远留在了绿下面。但炊烟替他们升起来了。
第二十八篇 · 俄界的电报
俄界是甘肃迭部县一个藏族村庄。走出草地后，中央在这里开了一次会，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坚持北上方针。毛泽东在这里发了一封电报给陕北红军。电文很短，只有几个字：“你们在陕北的情况如何？盼复。”
为了发这封电报，报务员在山坡上架了两个小时的天线。风很大，天线晃来晃去，他把天线绑在一棵枯树上。陕北的回电来了，也是几个字：“我们在这里。等你们。”毛泽东看了回电，笑了。一个走出草地都没笑的人，在俄界笑了——因为他终于看到了路。
那封电报的底稿还在中央档案馆里，纸张已经发黄发脆，铅笔字已经很淡了。但“盼复”两个字，是一个在绝境中的人向远方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
第二十九篇 · 哈达铺的报纸
哈达铺是甘肃南部一个古镇。红军攻克腊子口后到达这里，在邮政代办所发现了一堆国民党的旧报纸。报纸上登着陕北红军的消息。毛泽东拿到报纸的时候，高兴得连连说“天意”。
长征走了快一年，终于知道要去哪里了——到陕北去。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还在，老柜台、旧木架，墙上挂着当年那张报纸的复制品。凑近了看，那份报纸已经发黄，边角破损，但“陕北”两个字还能辨认。谁也没想到，一份过期的报纸居然是一支军队寻找终点的唯一线索。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它把答案藏在一张废纸上，等着有心人去发现。
第三十篇 · 六盘山的雁
六盘山是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翻过它，就是陕北。毛泽东站在山顶上，天高云淡，大雁南飞。他回头望了望走过的路——两万五千里，无数战友埋骨他乡。然后他转过头来看着北方。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大雁往南飞，红军往北走。雁阵排成“人”字，在空中写了一个大写的“人”。红军在山上走了一个大写的“人”。两条线在六盘山顶交汇，然后各自飞远。南飞雁不知道这座山在人的历史里意味着什么，它们只是按照祖先的航线，一年一度地飞过。但它们飞过的影子被写进了诗词里，从此永远停在了山巅。
第三十一篇 · 吴起镇的槐树
吴起镇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镇上有棵老槐树，树干上钉着一块小铁牌：“据当地老人回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曾在这棵树下集合。”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疲惫到极点的战士们站在这棵树下，衣服破破烂烂，很多人连鞋都没有。但他们站着，站得笔直——因为有人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到家了。”
“家”。这个字有多重？两万五千里，就为这两个字。槐树现在已经很老了，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枝繁叶茂，遮出好大一片阴凉。每年春天，它还在抽新芽。那些新芽是树的孩子。树没有忘记，孩子就没有忘记。
第三十二篇 · 瓦窑堡的窑洞
瓦窑堡在陕北，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这里开了瓦窑堡会议。窑洞里很冷，但讨论很热。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两个字的变化，背后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从阶级战争到民族战争，从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战。
瓦窑堡的窑洞现在还在，土炕冰凉，木桌简陋。那盏油灯早就熄了，但灯火的精神还在燃烧。那些刚从长征走过来的人，在这里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华北，全中国，以及一个民族的未来。
第三十三篇 · 会宁的城门
会宁有座古城门，明代建的，砖石斑驳。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大会师。战士们从城门洞里走过，有人用手摸着墙壁，借力歇一歇。墙壁上至今留着那些指痕——不深，但还在。城砖吸了雨水，吸了风沙，也吸了那些手指的温度。
从这座城门走进去的人，走完了长征。从这座城门走出来的人，又踏上了新的征途。会宁的风很大，吹得红旗猎猎作响。那声音像是无数人在鼓掌。
第三十四篇 · 将台堡
将台堡在宁夏西吉县，葫芦河畔。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这里会师。这一天后来被定为长征胜利纪念日。
将台堡的会师纪念碑是三棱形的，三个面分别代表三个方面军。碑很高，在平原上格外醒目。有个老红军每年都来这里——他说他不是来参加纪念活动，是来看老战友。虽然老战友们已经不在了，但他觉得碑上有他们的名字，碑就是他们。
碑前的松树很青，碑上的字很亮。那亮光穿过九十年的风雨，照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上。
第三十五篇 · 延安宝塔
延安有座宝塔，在山上立了一千年。它在唐代是一座佛塔，在明代是一座风水塔，在长征之后成了一座灯塔。无数年轻人从西安、从成都、从重庆、从上海、从北平等地跋涉千里来到延安。他们不一定都见过宝塔，但他们都说：“我们是看到延安的灯火才找到路的。”
宝塔山上的灯后来换成了电灯，但光是一样的——都是为赶夜路的人照亮的。延河在塔下流，不急不缓。像那段岁月，不紧不慢，但从来没有停过。
第三十六篇 · 南泥湾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原来是一片荒山。一九四一年，三五九旅开进去，把荒山开成了良田。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镢头。早晨出操，白天开荒，晚上纺线。旅长王震蹲在地头啃窝头，窝头是糠做的，咽下去拉嗓子。他说，拉嗓子也比饿肚子强。
第一年打了一千多石粮食，第三年打了一万多石。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郭兰英后来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的就是这里。那些开荒的人后来去了东北，去了新疆，去了更远的地方。但南泥湾的镢头还在，镢刃磨得雪亮，那是三五九旅的兵用石头一寸一寸磨出来的。
第三十七篇 · 半条被子
汝城县沙洲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个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临走时，她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徐解秀。徐解秀后来对采访的记者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被子只有一条，剪了一半，自己就只剩半条。但在她们看来，这半条被子本来就不是她们的——是老百姓的。还给老百姓，天经地义。这是长征中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一课。那半条被子现在在纪念馆里，灰布被面，发黄的棉絮。每天都有游客来看它，隔着玻璃拍照。但真正看懂它的人，会停下脚步，沉默很久。
第三十八篇 · 七根火柴
草地。没有柴火。一个战士冻死在草丛里。战友们翻他的遗物，从他怀里找到了七根干燥的火柴。他一根都没舍得用，留给战友们生火取暖。
七根火柴在草地上是七条命——不，是几十条命。一堆篝火能救活一个班。那个战士的名字已经查不到了，但他握着火柴的手还伸在那里，穿过几十年的风雨，伸向每一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那七根火柴在文字里一直燃着，从来没有熄过。
第三十九篇 · 一袋干粮
过草地的时候，有个炊事班长叫黄大锅，江西永新人。他把全连的干粮收拢来，每次只放一小把进锅里，煮一大锅野菜汤。他自己永远最后一个盛饭——其实他根本就没盛过。他把干粮省给了打仗的人，说“我天天守着锅灶，总比你们多点油水”。走出草地那天，他倒下了。战友们翻开他的干粮袋，里面不是炒面，全是树皮和草根。
他用一口大锅养活了全连，自己却倒在了草地边上。那口锅后来进了博物馆，锅底还有一道裂痕，是他用铁皮补的。它不再煮饭了，但它曾经煮过希望。
第四十篇 · 红军盐
贵州缺盐。盐比银子贵。红军过贵州的时候，很多战士因为缺盐浮肿，走路腿发软。有个村子的老百姓把家里的盐化在水里，让红军喝盐水。红军不肯喝，老百姓就哭。红军只好喝了。后来“红军盐”成了贵州一些地方的特殊称谓——老百姓把红军喝过的盐水叫“红军盐”，把红军走过的路叫“红军路”，把红军住过的房子叫“红军屋”。这些名字都不是官方命名，是老百姓自己叫的。盐溶在水里看不见了，但咸味还在——那是长征的味道。
第四十一篇 · 陈树湘
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湖南长沙人。湘江战役中率部断后，全师打到弹尽粮绝。他腹部中弹被俘，在被押解的担架上，用手从伤口伸进腹腔，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他没有留下照片，没有留下后代，没有留下墓穴——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长沙城门上，尸体被当地百姓偷偷埋在道县的一棵树下。但他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刻在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上，刻在党史里，刻在所有懂得“断后”二字分量的人心里。每年湘江祭，都有人在江边喊他的名字。江水流了将近一个世纪，他的名字还在。
第四十二篇 · 贺子珍
贺子珍在长征路上生下一个孩子。生完不到两个小时，部队就要出发。她把孩子裹在一件军大衣里，放在路边，留了一张纸条。然后她站起来，扶着门框走出茅草房，继续追赶部队。一个人在夜色中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才追上队伍。
有人后来问她：后悔吗？她沉默了很久说：那是我的孩子。但那是我的队伍。一个母亲，两种身份。她选择了后者。那些在长征路上分娩的女红军，把脐带留在了雪山脚下、草地深处。脐带连着的是新生命，脐带连着的是旧生命。两条命她们都想要，但往往只能选一条。
第四十三篇 · 朱德的扁担
朱德有一根扁担。井冈山的故事里说，他用这根扁担挑粮上山。长征路上，扁担又跟着他走了两万五千里。他不骑马——马驮伤员。他拄着扁担当拐杖，在沼泽里探路。沼泽的泥很深，扁担戳下去半天探不到底。他走在最前面，用扁担给后面的战士探出一条相对安全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在用这根扁担挑水浇菜。警卫员想换根新的，他说：“它不换我，我不换它。”一根扁担，从井冈山挑到延安，从长征挑到新中国。弯弯的弧度里，压着的是整支军队的分量。
第四十四篇 · 刘伯承的眼镜
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眼睛在早年的战争中受过伤，视力很差。长征途中，他一直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过草地的时候，眼镜掉进了沼泽里。几个战士在泥水里摸了半天，终于摸出来。镜片上全是泥，用衣角擦干净。刘伯承戴上，继续看地图。
镜腿用铁丝绑着——断过一次，没有时间修。他就是戴着这副铁丝绑着的眼镜，看完了长征所有的作战地图。眼镜后面那双眼，看到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等高线和行军路线，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战略大局。它已经锈了，但它看过的东西，永远没有褪色。
第四十五篇 · 报务员的耳朵
长征中有一群人，不扛枪，不冲锋。他们背着电台，戴着耳机，坐在队伍最核心的位置。他们是报务员。军委三局的报务员曹以明，湖南长沙人。他能在嘈杂的电波里分辨出不同电台的“手法”——国民党电台的信号急躁，日本电台的信号干净，共产国际的信号很远很远，夹杂着大气的杂音。他闭着眼睛听一会儿，就能说出对面发报的人是谁。
过草地的时候，电台受潮了，他坐在泥水里拆机修理，用身体遮雨。机器修好了，他发起了高烧。走出草地后，他在班佑村休整了两天，继续背着电台往前走。他在延安截获过大量日军电报，为八路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他的耳朵在长征中冻伤过，听力比从前差了很多，但他练出了另一项本领——看波形。那些电波在示波器上跳动的波形，对他来说就是另一种声音。
第四十六篇 · 女红军
长征队伍中有两千多名女战士。她们和男兵一样行军打仗，还要承担医护、宣传、筹粮等额外的任务。有人怀着身孕翻雪山，有人在行军途中分娩，用牙齿咬断脐带，把孩子裹好放在路边，自己继续赶路。她们背过比自己重的伤员，补过比自己破的军装，唱过比自己更忧伤的歌。但她们没有掉队。
有人问她们长征苦不苦。她们说，苦。但我是红军。这四个字，比任何解释都有力量。那些背过伤员的女红军、补过军装的女红军、在篝火边唱歌的女红军、把干粮分给孩子的女红军——她们的长征，是两万五千里乘以二。
第四十七篇 · 马背上的摇篮
长征路上，有一些孩子。有的刚出生，被放在马背上的驮筐里；有的还不会走路，被保育员轮流抱着行军。驮筐搭在马背两侧，一边坐两三个孩子。走过雪山的时候，风把盖布掀开了，保育员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筐上。走过草地的时候，马陷进了沼泽，保育员抢出孩子，举过头顶，自己在泥里挣扎。
那些孩子后来长大了，成了工程师、医生、教师，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从马背上开始人生的。马背上驮着的是一个民族的未来，驮筐里装着的是一些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的婴儿，和整个共和国的明天。
第四十八篇 · 断后
长征中最危险的差事是断后。每一段路都要留下一些人，堵住追兵，为大部队争取时间。断后的人，活下来的概率很低。但他们没有犹豫。有人把仅剩的一点干粮塞给战友，说“你们先走”；有人写下最后一封家书，托人捎给不知道在哪里的父母；有人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检查枪弹，然后转身，面向追兵。
红三十四师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总后卫。湘江战役中，全师六千余人打到不足三百人。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最后一个转身的人是谁？也许没有人知道。但他们的转身，把生留给了别人，把死留给了自己。这就是后卫——永远面向敌人，背向希望。
第四十九篇 · 标语
长征路上，红军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北上抗日”——这些标语用石灰刷在墙上，用墨写在木板上，用刀刻在石头上。写这些标语的人，很多都牺牲了。但他们的字留了下来。
在贵州习水，有一面标语墙，墙上刷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八十多年了，字迹还在。国民党军队来了，老百姓在墙前面堆柴火；走了，再把柴火搬开。这面墙经历了战火、风雨、时间的侵蚀，但字迹还在。因为那些字不是写在墙上的，是写在大地上的，写在人心里。
第五十篇 · 借据
汝城县档案馆里有一张借据，纸已经发黄发脆。上面写着：“兹借到胡四德同志稻谷一百零五担，猪三头，鸡十二只。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胡四德是延寿乡一个普通农民。红军路过的时候，他把自己家的粮食全部拿了出来，又借了亲戚家的凑在一起。红军给他打了这张借据。
后来红军走了，他把借据藏在墙缝里，躲过了国民党搜查，躲过了土匪抢劫，一直藏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要补偿他，他不要。他说，当年给他们的时候，就没想过要还。这张借据现在还躺在档案馆里，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但它所证明的信用，永远不会失效。
第五十一篇 · 扁担银行
长征路上有一家“银行”——不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是扁担挑着的两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红军的全部家当：银元、金条、钞票、账本。扁担银行的“行长”叫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他和十几名工作人员挑着这两只箱子走了一路。翻雪山的时候，挑箱子的人冻得浑身发抖，但箱子从来没离开过他们的视线。
过草地的时候，有人在沼泽边摔了一跤，箱子差点掉进泥里。他趴在泥地上，用身体把箱子顶住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人算过账——扁担银行从瑞金出发，走到陕北，一路为红军采购粮草、兑换货币、保障供给，分文未少。这是世界上最微型的中央银行，也是最坚不可摧的信用机构。
第五十二篇 · 红星报
长征路上有一份报纸，叫《红星报》。主编是邓小平。行军途中，别人休息，编辑部队在刻蜡版、印报纸。没有印刷机，用滚筒手工印；冬天油墨冻住了，用体温把油墨焐化。报纸的内容包括战报、宣传、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有一个“山歌”专栏，登战士自己写的山歌。
在草地上，编辑们趴在地上刻蜡版。油墨被雨淋湿了，纸张被潮气浸透，他们用身体挡住风雨，坚持把报纸印了出来。每一期报纸传到连队，战士们抢着看，不识字的围在一起听别人念。一张毛边纸上的墨迹，就是长征路上最明亮的光。
第五十三篇 · 一封信
在吴起镇纪念馆里，有一封未寄出的信。信是一个叫刘世英的红军战士写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信很短：“母亲大人，儿已平安到达陕北。两万五千里，儿走过来了。请不要挂念。等打完仗，儿就回家。”
这封信没有寄出去。刘世英后来参加了东征，又参加了抗战，牺牲在战场上。战友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封信。信纸已经泛黄，折痕的地方磨出了毛边。他们凑钱买了邮票，把这封信寄回了他老家。信到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去世三年了。这封信最终没能送达收信人手里。它被退回来，收进了纪念馆，成为长征路上无数未寄出的家书中的一封。那些家书，写的是家事，念的是天下。
第五十四篇 · 一树红梅
在四川古蔺，红军二渡赤水时路过的一个村子。有个女红军借宿在一户农民家。临走时，她在墙上画了一树红梅——用锅灰调的墨，用红土兑的水。她说，春天快到了，梅花开了，好日子就来了。
罗家人不识字，也不懂画。但他们觉得这画画得好，舍不得涂掉。国民党军队来搜查，他们拿一捆柴火挡在墙前面。走了再把柴火搬开。就这样挡了搬、搬了挡，一直挡到新中国成立。后来那面墙被完整地切割下来，送进了纪念馆。那树红梅还在墙上，虽然颜色已经黯淡，但枝干的姿态还在，花朵的轮廓还在。画这树梅花的人后来牺牲在草地上，她没有等到春天。但她的春天被一堵墙留住了。
第五十五篇 · 一碗水
在云南威信县，有一个叫“一碗水”的地方。不是地名，是一个真的碗，一口井。一九三五年红军经过威信，天旱，水井干了。老百姓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红军帮助老百姓打了一口新井，泉水涌出来，又清又凉。
红军走了以后，老百姓把这口井叫作“红军井”，在井边放了一只碗，给过路的人喝水。碗换了一次又一次，井淘了一遍又一遍，但井边的石头上刻着的“红军井”三个字一直没有磨掉。如今井还在，碗也在。井水还是很清，很凉。井边的石头上刻着的字，被风雨磨得越来越浅，但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认得。那是红军写的。
第五十六篇 · 东征
一九三六年春，黄河还在封冻，红军就从陕北出发东征了。踏冰过河，脚下滑得站不稳。刘志丹在这次东征中牺牲在三交镇，年仅三十二岁。
他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牺牲的时候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破棉袄。老乡们说，他的碑不用刻字——满山的杜鹃就是他的字，年年春天替他说话。东征的将士们过了黄河就打了胜仗，但刘志丹没有等到胜利的消息。他倒在了黄河东岸，倒在了自己最熟悉的黄土地上。那片土地后来叫解放区，叫新中国，叫什么他都听不见了。但杜鹃知道。
第五十七篇 · 西路
西路军。这三个字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道深深的伤痕。两万多人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最后几乎全军覆没。董振堂牺牲在高台，年仅四十二岁。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城墙上，收殓遗体的人只找到一具无头尸身。
那一仗打得太惨了。祁连山的雪埋不住那么多忠骨，河西走廊的风吹不散那么多英魂。很多年以后，有人在高台找到了董振堂的墓，墓前立了碑。碑前总有人献花。花是祁连山上采的，不知道名字，但开得很红。那红色是西路军的血染的，那花瓣是西路军的旗。
第五十八篇 · 山城堡
山城堡在甘肃环县，黄土高原的深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大主力会师后在这里打了最后一仗。这场仗打完，长征才算真正结束了。红军全歼了国民党一个旅，缴获的枪支堆成小山。但红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那些刚刚走完长征的战士，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又冲上了阵地。
他们中的一些人，倒在了长征结束之后的第一个战场上。山城堡的黄土很厚，埋了多少人，没人知道。但每年春天，山城堡的坡上开一种野花，很小，很碎，但铺天盖地。那是他们用最后一点力气，在大地上按下的手印。
第五十九篇 · 西安那一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逼他抗日。消息传到陕北，所有人都知道：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周恩来飞赴西安斡旋，力主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华清池的水还是温的，但那一夜的枪声已经凉了。骊山上的石榴年年红，红得像那个冬天的夕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长征的终点，成了抗战的起点。两个起点之间，是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自强的转折。
第六十篇 · 平型关
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里伏击了日军板垣师团的辎重队。那天的雨很大，山沟里全是泥。战士们趴在泥水里，一动不动。等日军的汽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信号枪响了。全师一齐开火，喊杀声震天。
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仗。消息传开，举国沸腾。有人放鞭炮，有人哭，有人把报纸上的“平型关大捷”剪下来贴在墙上。平型关现在修了纪念馆，馆前有一面浮雕墙，墙上刻着那些伏击在泥水里的战士的脸。他们的脸上有泥，有雨，有汗，但眼睛很亮。那是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刻，第一次看见了胜利的光。
第六十一篇 · 百团大战
一九四〇年秋，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同时出击，在华北千里交通线上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袭战。正太路被掀翻了，井陉矿被炸毁了，娘子关的日军据点被拔掉了。三个半月，一千八百多次战斗。彭德怀在地图前熬红了眼，左权连夜起草作战命令。后来有人说这场仗不该打，暴露了实力。但参加过这场仗的老兵说：该打。让鬼子知道，华北不是他们的。
百团大战的炮声已经听不见了，但那些扒过铁轨的手、点燃炸药包的引线、划过夜空的信号弹的光，还留在华北的夜空里，比任何星星都亮。
第六十二篇 · 左权
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湖南醴陵人。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时年三十七岁。
他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刘志兰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太北是他女儿，当时才一岁多。左权没见过女儿几面——一直在前线，从长征到抗战，从湘江到太行山。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女儿的照片，照片被炮弹震碎过，他用胶布粘好，继续放着。左权牺牲后，辽县改名左权县。他的信被妻子收了一辈子。妻子去世后，信被女儿收着。女儿老了，把信捐给了军事博物馆。信纸已经发黄，字迹还很清晰，尤其是那三个字——“念、念、念。”
第六十三篇 · 狼牙山
狼牙山在河北易县，山势如狼牙，参差咬向天空。一九四一年九月，五个八路军战士把敌人引上了绝顶。子弹打完了，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身后只剩悬崖。班长马宝玉把枪在石头上摔断——“不能留给敌人。”然后他们手牵着手跳了下去。
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树枝挂住，活了下来。活下来的两个人后来很少说话。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跳，葛振林说：“没想为什么。我们是八路。”狼牙山现在修了栈道，游客们爬上去拍照。风吹过栈道，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五个人还在风里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第六十四篇 · 赵一曼
赵一曼，四川宜宾人，抗联女英雄。一九三六年被俘。日军用尽酷刑——竹签钉进指甲缝，烙铁烫过胸口。她不吭一声。审讯她的人问她为什么要抗日，她说：“我的家在东北，我的同胞在受苦。这就是理由。”
临刑前，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宁儿名叫陈掖贤，他后来长大了，找到了母亲的信。他在信纸上写下：“母亲，我没有忘记。”
第六十五篇 · 杨靖宇
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一九四〇年二月，被日军包围在濛江县密林里。弹尽粮绝，一个人，一杆枪。靠吃棉絮、啃树皮撑了五天五夜。殉国后，日军解剖了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棉花。
日军指挥官沉默了很久说：“他是真正的武士。”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他离开家的时候儿子才一岁。儿子后来到处找父亲，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杨靖宇就是父亲。儿子在父亲墓前站了很久，叫了一声“爹”。这一声爹，叫了二十年。
第六十六篇 · 八女投江
乌斯浑河，黑龙江林口县。一九三八年十月，抗联八名女战士被日军包围在河边。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十三岁。
她们本来可以撤退，但她们选择了掩护大部队突围。子弹打完，她们互相搀扶着走进冰冷的河水，没有回头。乌斯浑河还在流。河边有一座碑，碑上刻着八个名字。每年清明，有人在她名字上放一朵花。
第六十七篇 · 南泥湾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原来是一片荒山。一九四一年，三五九旅开进去，把荒山开成了良田。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镢头。早晨出操，白天开荒，晚上纺线。旅长王震蹲在地头和战士们一起啃窝头，窝头是糠做的，咽下去拉嗓子。他说：“拉嗓子也比饿肚子强。”
第一年打了一千多石粮食，第三年打了一万多石。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郭兰英后来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的就是这里。那些开荒的人后来去了东北，去了新疆，去了更远的地方。但南泥湾的镢头还在，镢刃磨得雪亮。
第六十八篇 · 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召开。七百多人坐在一起，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了，这个党从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经历了那么多失败、牺牲、争论、分裂，终于在这孔窑洞里达成了一致。
毛泽东在闭幕词里讲了一个故事——愚公移山。他说，我们也要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七大的会场现在保存得很好，长条木椅，灰布坐垫。坐在空荡荡的椅子上，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热度和分量。
第六十九篇 · 重庆谈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毛泽东从延安飞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飞机起飞的时候，延安很多人去送。有人担心他去了回不来。他笑着说：不怕，我有四万万人民做后盾。
在重庆的四十三天，他和周恩来住在桂园。白天谈判，晚上写文章。谈判桌上的争论，后来变成了战场上的较量。但重庆谈判播下了一颗种子——和平的种子，民主的种子。这颗种子后来在战场上被炮火覆盖了，但它没有死。它在人民心里发了芽。
第七十篇 · 转战陕北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带着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他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在山沟沟里和敌人兜圈子，最危险的时候离敌人只有几里路。但毛泽东说：就在这里待着，不走。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转战陕北一年，中央机关没有受损失，反而打出了威风。离开陕北的时候，毛泽东回头看了一眼那些黄土山峁，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用小米供养了革命，革命用胜利回报了陕北。
第七十一篇 · 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百四十二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淮海战役的时候，五百多万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把粮食和弹药送到前线。陈毅后来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些独轮车现在在博物馆里，车轮已经朽了。但车辙还在——深深地印在中国的土地上，印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里。
第七十二篇 · 渡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百万雄师集结在长江北岸。江面很宽，水流很急，对岸有国民党军队的工事。但长江挡不住。渡江的船全是民船。船工们赤膊，撑篙，把船稳稳地推进江心。有人中弹落水，有人被炸成碎片。但船没有停。
一个小姑娘摇着一只舢板，舢板上坐了八个战士。她说：“我送你们过江，你们解放南京城。”她的舢板在炮火中穿了七个来回，第七趟靠岸时，舢板上多了一个弹孔，她的胳膊上多了一道还在流血的伤口。但她笑着说：“到了。”百万雄师过江，不是用兵舰过的，是用渔船、舢板和船工的命渡过去的。
第七十三篇 · 进京赶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出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走到半路，他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他说了两遍。
西柏坡的伙房里，七届二中全会的标语还贴在墙上——“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西柏坡到北京城，从土坯房到天安门。这条路不长，但每一步都踩在初心的弦上。进京赶考的人已经走进历史了，但这场考试还在继续。人民是考官，历史是考场，答案写在大地上。
第七十四篇 · 开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挂起了红灯笼。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对着广场上的人海，说了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在广场上空回荡。
很多人哭了。那些从井冈山走过来的人，从长征走过来的人，从抗日战场走过来的人，从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都哭了。他们想起了倒在湘江边的战友，冻僵在雪山上的战友，陷进草地的战友，死在敌人刑场上的战友。那些人没有等到这一天，但这一天是他们的。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城楼上有人偷偷抹眼泪。二十八年革命，两千万人牺牲，换来了这一面旗。
第七十五篇 · 跨过鸭绿江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决定出兵。彭德怀临危受命，带着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江上结了冰，战士们从冰上走过。那个冬天特别冷，零下四十度，枪栓冻住了，要放在怀里焐。手冻住了，伸不开，扣扳机的时候要用另一只手帮着按下去。
长津湖，上甘岭，一个个地名变成了传奇。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邱少云在烈火中纹丝不动，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最可爱的人把命留在了那片冰天雪地里，只带走了祖国的安宁。
第七十六篇 · 铁人
王进喜，甘肃玉门人。一九六〇年，大庆石油会战。吊车没到，钻机躺在火车站台上。他带着三十多个人，用撬杠撬、用滚木滚、用绳子拉，硬是把几十吨重的钻机拽到了井位。没有水管，他用脸盆端水，一盆一盆端了一百多吨。
井喷了，没有重晶石粉。他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水泥。泥浆里的石灰烧得皮肤火辣辣地疼，他咬紧牙关不松口。他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真的少活了二十年。胃癌，不到六十岁就走了。但那声吼还在，从大庆的钻塔上传到今天，还在震。
第七十七篇 · 红旗渠
河南林县，太行山东麓。十年九旱，县志上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人相食”。一九六〇年，县委书记杨贵决定从山西漳河引水，穿太行山而过。十万民工，扛着铁锨和红薯干上了山。山太陡，人吊在绳索上，像燕子一样挂在崖壁上。钢钎凿进石壁，火花四溅。
九年。削平了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架设了一百五十一座渡槽，凿通了二百一十一个隧洞。八十一个人把命留在了渠上。通水那天，渠水从太行山上奔涌而下。一个老人蹲在渠边，撩起水花抹了一把脸，分不清是水是泪。红旗渠的水还在流，流了半个多世纪。它灌溉的不只是林县的土地，还有一个民族在最困难的时候所迸发出的韧性与勇毅。
第七十八篇 · 焦裕禄
焦裕禄，山东博山人。一九六二年到兰考上任县委书记。兰考有三害：内涝、风沙、盐碱。他拄着一根木棍走遍了兰考每一寸土地。风沙最大的时候他站在沙丘上，说：“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
他的肝病越来越重。疼得受不了，就用硬物顶住肝部继续工作。藤椅的右扶手被他顶出一个窟窿，木刺扎进棉袄里，他浑然不觉。一九六四年，他病逝在郑州，年仅四十二岁。遗言只有两句：“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如今那片沙丘上长满了泡桐，泡桐花开的时候，紫色铺天盖地。焦书记不在了，但泡桐替他活着。
第七十九篇 · 两弹一星
戈壁滩上，风把帐篷吹得摇摇晃晃。帐篷里的人正在计算一道公式。没有计算机，用算盘；没有算盘，用笔；没有笔，用树枝在地上划。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研制者——钱学森、邓稼先、于敏、郭永怀，还有几万名没有留下姓名的工作人员。
一九六四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从罗布泊升起的时候，那些穿白大褂的人抱在一起哭了。一九七〇年，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东方红》的旋律从太空传回地球。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导航到火星探测，这条路走了几十年。走在最前面的人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骨头还在——埋在戈壁滩里，长成了胡杨。
第八十篇 · 恢复高考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五百七十万考生涌进考场。有父子同考的，有师生同场的。煤油灯下复习了无数个夜晚的人，用冻疮的手握着铅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命运。
一张试卷，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些从考场上走出来的人，后来成了改革开放的栋梁。他们不会忘记那个冬天——那是一个民族重新相信知识的开始。
第八十一篇 · 小岗村
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十八户农民在严立华家的茅草房里秘密开会。他们在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约定：如果有人因此坐牢，其他人就送牢饭；如果有人被杀头，其他人就把他的孩子养大。来年粮食大丰收。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那些红手印，现在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纸张已经发黄，但手印还很清晰。那是十八个农民用食指蘸着印泥，把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绑在一起留下的痕迹。这一按，一个时代就变了。
第八十二篇 · 深圳速度
南海边，有个小渔村叫深圳。一九七九年，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蛇口开山炮炸响，推土机日夜轰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从这里喊响，传遍全国。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让世界惊叹。农民工从四面八方涌来，把青春汗水洒在工地上。深圳从一个渔村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只用了四十年。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还在，老人当年站在这里，看着窗外初具规模的城市，笑了。那笑容后来被印在报纸上，挂在墙上，刻在每一个改革开放见证者的记忆里。
第八十三篇 · 女排
一九八一年，日本大阪。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宋世雄的解说从黑白电视机里传出来，声音都喊哑了。长安街上，素不相识的人抱在一起哭。大学生们把扫帚点着当火把，喊“振兴中华”。
铁榔头郎平站在领奖台上，眼泪哗哗地流。五连冠。女排精神成了那个年代的精神图腾。漳州的竹棚训练馆还在，地板用锅灰铺着防滑。那些姑娘们在地上摔了无数次，摔出了五连冠，摔出了一个民族重新站起来的姿势。
第八十四篇 · 九八抗洪
一九九八年夏天，长江全流域大洪水。荆江大堤告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跳进江里，用身体组成人墙挡洪水。沙袋垒多高，水位涨多高，人墙就筑多高。有个战士叫李向群，连续扛沙袋几十个小时，累倒在大堤上再没有醒来。有个指导员叫高建成，把救生衣脱给不会水的新兵，自己被洪水卷走。
堤在人在。这四个字不是口号，是三十多万官兵用血肉之躯兑现的承诺。大堤外，稻子年年黄熟。江水年年涨落，人墙的体温还在堤坝里留着——那是老百姓心里最坚固的一道防线。
第八十五篇 · 港澳归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米字旗降下来，五星红旗升上去。一百五十五年的等待结束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回归。闻一多笔下的“七子之歌”由一个澳门小女孩唱响，四百余年的离散画上了句号。
游子归来，不是脱下洋装就算回家。归来，是把被异国旗帜遮盖的天空重新用汉字写一遍。海风还是那样的海风，但风中飘扬的旗换了颜色。那面旗是红的——是秋收起义的火把烧红的，是湘江的血染红的，是雪山上的晚霞映红的。那面旗的颜色，叫中国红。
第八十六篇 · 入世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多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槌声落下。从一九八六年申请“复关”到二〇〇一年正式入世，十五年长跑终于撞线。龙永图签字的手很轻，但签下去的分量很重——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式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只用了几十年。那些从青丝谈到白发的谈判代表们，把青春押在了谈判桌上。他们谈下来的不只是条款，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第八十七篇 · 神舟
二〇〇三年十月，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向太空。他在座舱里展开了五星红旗，说：“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从神舟五号到天宫空间站，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工作到太空行走。中国人走了一千年——从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到万户绑着火箭的悲壮尝试，终于走到了这一天。
神舟飞船的返回舱降落在草原上，砸出一个浅坑。那是中国在太空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这个脚印，未来还会走得更远。
第八十八篇 · 脱贫攻坚
二〇二一年，中国宣布：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八年，三百万驻村干部，一千八百多人把生命留在了脱贫攻坚的战场上。
黄文秀，三十岁，被山洪冲走的那天还在惦记村里的水库。张桂梅，拖着病躯撑起了华坪女高，把近两千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十八洞村换了新颜，凉山彝寨书声琅琅。“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个承诺兑现了。那些倒在扶贫路上的人没有白死，他们的血开成了小康路上的花。
第八十九篇 · 抗疫
二〇二〇年，武汉封城。钟南山逆行北上，张定宇拖着渐冻症的双腿在走廊里奔跑。火神山十天建成，方舱医院一夜启用。护士在防护服背面写上：别怕，我在。快递小哥在电动车上插着小国旗穿行在空荡的街道。全国的口罩都往武汉送。
这就是中国。封了一座城，保了一个国。那些逆行者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知道——这世上有些事比命更重要。
第九十篇 · 新长征
从于都到延安，从昨天到今天，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长征还在继续。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有新的雪山需要翻越，有新的草地需要穿越，有新的腊子口需要攻克。
那些穿着草鞋走过两万五千里的人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辙痕还在——深深地印在泥土里，印在记忆里，印在所有后来者的血脉里。九十年了。山河还在，歌声还在。那些走在路上的人，还在这片土地的每一次呼吸里。
【注释】
1. 以上为《赤途九秩：山河载歌行》全部90篇散文诗正文。
2. 全书按长征路线及党史时间线推进，每篇独立成章，约660字。
3. 散文诗体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力求以轻盈的笔触承载厚重的记忆。
4. 各篇所涉历史人物、事件均依据权威党史、军史文献。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2] 王树增.《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
[3]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37.
[4] 刘伯承等.《星火燎原》.解放军出版社,1958-2009.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
【原创声明】
本散文诗文集《赤途九秩：山河载歌行》全部90篇作品系作者何久恩原创，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文中所涉历史人物、事件皆依据权威文献史料，文学创作部分系独立完成。未经作者授权，任何媒体、平台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特此声明。
作者：何久恩
创作日期：2026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