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80年代的齐鲁大地，当时的中国处于改革开发的初期，整个社会更加多元与开放，各种新旧观念在冲突交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开始改善，渐渐有了盈余。

翻开我家的相册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1985年我出生那年全家合照：

全家人站在一个泥土房子前，土壤裸露的院子里堆叠着一些捡来的树枝和木头，院墙边上种着2棵槐树和一棵榆树。父亲身着深蓝色中山装；母亲烫着当时很流行的大波浪，身着条纹呢子外套。全家人都是颧骨突出，面色暗黄，面无表情，一看就是长久的饥饿造成的。

再翻开1995年的家庭合影：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照片背景是崭新的砖瓦房，水泥铺地的院子，种满了夜来香，竹子，观赏洋槐的2个小花坛。在着装上也有了改善，父亲身着灰色西装，脚蹬黑色皮鞋；母亲依然烫着卷发，身着红黑条纹毛衣与黑色西裤，脚穿黑色高跟鞋。全家人都面色红润，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十年时间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很幸运我出生在这个不用忍饥挨饿的新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教育相对缺失的时代。家里孩子多，地里农活更多。父母无暇顾及我们姊妹几个，对于教育基本就是放任自流，我们就像是野蛮生长的野草。

听我二姑奶奶说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大概有7、8个月了吧，反正还不会走路。我娘把我放在我家院子里的一个簸箩里，就扛起锄头下地干活去了。二姑奶奶正好来我家，她见我已经从簸箩里爬了出来，满身满脸都是泥，俨然是一个小泥人，嘴巴里也不知道在嚼着什么东西。有点泥也倒算了，洗洗就干净了。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身上爬了很多苍蝇，这该有多脏？！我不会告诉你的是，当时农村各家各户都在自己院里挖了一个粪池，用以储备开春施肥的肥料。很幸运的是，我并没有掉进去。

我们姊妹几个打架，谁要是哭着去找我娘告状，都是一句话：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挨着。

被叫做“二愣子”的我在与姊妹的打架中总是占上风。现在想想真的是个二愣子。什么分享、谦和、手足情深呀，这些只是在渐渐长大后才领悟的，尤其在自己有了孩子后开始更多的关注心灵的健康。

苏格拉底对人的灵魂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这么一辆战车，前面两匹战马分别是白马和黑马，战车上坐着的是骑手。骑手驾驭者战车。

黑马代表着欲望的灵魂，白马代表着意志灵魂，骑手代表着理性灵魂。

最开始的时候，黑马很强大，白马很弱小，而骑手只是个小孩。黑马走得快，而白马走得慢，小孩完全不知道如何控制战车，于是，战车不断的在原地打转。

黑马摆脱不掉战车，白马摆脱不了黑马的牵引，而小孩完全不知所措。他们互相都干不掉谁。理性消灭不了情绪，情绪也消灭不了本能反应。

他们就像一家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因此他们不断的磨合，也互相牵制着。

后来，骑手慢慢长大了，白马也得到进步，黑马也能更好的配合，于是乎，战车越来越稳当，战车的性能不断得到改进，骑手的驾驭本领在不断的反馈调整中成熟起来。

我小时候就是被这匹喜怒无常的黑马牵着鼻子走，最后导致三次被“逐出家门”，具体什么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三次都是在晚上。

第一次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农村也没有路灯，我和我姐打架，最后把我姐气哭了。我爸将我拖出家门，并从里面把家门锁上，留我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夜里。尽管苦苦哀求也于事无补，被关在家门外的我，大脑开始慢慢清醒，白马渐渐开始起作用。我开始思索应该怎么办？我想到了我的一个邻居大娘，厚脸皮的我跑到了她家，告诉了她我被赶出家门的事。她很同情我，并让我留下来和她家一起吃晚饭。吃过饭后亲手将我送回家，并再三叮嘱我的父母不要打我。

第二次也是和姊妹打架被赶出家门。有了第一次经历，我应对起这样的事更加得心应手。我心想总是去一家不太好，就去了另一个邻居家。这个邻居虽然和我娘岁数相仿，但是辈分高，我叫她姑奶奶。得到她的帮助，我又躲过了一劫。

第三次是我直接跑到了离我们家比较远的奶奶家，路上要经过一个黑漆漆分布着很多坟头的小树林。我只管闷头往前跑。逃走的当天晚上，我姐和我妹去我奶奶家找我，让我回家。我没有回去。我姐说，幸亏你没有回去，要不然非得打你一顿不可。就这样我躲过了一个又一个险些挨打的时刻。

总结一下，我之所以能逃掉小时候的挨打，最终原因是我擅长逃跑，一闻见气氛不对，赶紧撒腿就跑。反正父母撵不上我。而我姐和我妹确总是呆在原地不动，从不想着去逃跑。这是唯一的区别。

现在我的孩子已经三岁了，为了不让他重蹈我的覆辙，我更注重他的心灵教育。美国著名心理学者丹尼尔•西格尔的《全脑教养法》注重孩子的成长型教育。当孩子哭闹不止的生存时刻正是实施成长型教育的最好时机。通过聆听与关注、经历分享，认清孩子的情绪状态，帮助他把左右脑结合起来，用左脑的逻辑平衡右脑的强烈情感。学会积极处理情绪，他们就能保持快乐。一句话让作为骑手的孩子逐渐成熟起来，能够成功的驾驭带动他前行的白马和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