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在关着灯的房间里，盯着亮度调到最低的手机屏幕直到眼睛酸胀，才确定自己是要准备睡下了。什么时候该睡下，时间不再是下判断的依据，手机才是。

关掉手机屏幕，随着最后一丝亮光的黯淡，黑暗一下子填满了整个房间。黑是吞噬一切的颜色，除了躺着的床垫，身上盖的被子，其他事物都失去了被感知的能力，床头柜，橘色的台灯，靠在墙上的白色书架，还有沉默的沙发，纵使我知道它们在什么方位，却又因为它们毫无气息而消失在黑暗中。黑暗消磨了物与物之间的边界，房子也在夜色中不断扩容、延伸，仿佛它不再只有20平米，而是更大，大得如同这可以容纳上百辆车的停车场一般。

就在我准备入睡的时候，从这堵不厚的墙体传来了一声短促的笑声——“哈呵”，冷不防丁地把人吓一跳。而这个笑声又是间歇性的，忽而就从墙的那面传过来。

“哈呵”。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笑声，它总是在午夜响起，就像准时守着某个深夜频道一样。他每次都在这个时间观看某个似乎很好笑的节目，随之爆发出短促而尖锐的笑声，穿过这堵隔绝开两个房间的墙，传到了我这边，而且在周末，他的观看和发笑的时长会往后延长半个钟。

而我一向容易因为受到惊吓而心悸，在忍受了十分钟的间歇性“哈呵”的困扰之后，我起身，手握拳头状向墙面重重地敲了三下——“咚咚咚！”，声音通过震动穿透墙面传到隔壁房间。

我将耳朵贴在墙面上，果不其然，笑声停止了。

我重新躺下，回想着敲响墙面的那三声，是我完成在这里居住以来的第一次“邻里沟通”。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这栋建在停车场上方的房子。以匚字形的半包围结构，中间的平地和一层以下都是停车场。除了少量的月保车位，其他车位上每天都停着不同的车，就像楼上的出租屋一样，每个月都有几户人搬出去，新的人搬进来。

但我都不曾和他们有过联系。我几乎不曾将他们定义为我的邻居，邻居听起来像是一个集体名词，而实际上，每个房间自墙面隔开之后，便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我们之间没有沟通、相互隔绝、毫无关系。

一如楼下规划好的停车位，一个方块停一辆车，一间房间住一两个人。

每个房间的格局大抵相同，打开门就能看到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天气好的时候会有花被挂在一字拉开的晾衣绳上。房东在每户房门的阳台上都养着两盆花，是那种藤蔓植物，缠绕着防盗网往上生长，但是只有几户门口的还活着，其他都养死了。我的阳台上只剩下花盆里的芦荟，那是我刚搬进来时在宜家买的，我从来不曾规律地给它浇水，它却顽强地活了两年，有时候靠雨水，有时候仅仅靠南方潮湿的空气中氤氲的水汽。

我是个喜欢用眼睛观察世界的人，久而久之，我就能通过晾晒的衣服判断出那户住户是男是女、独居还是合租；也可以通过门外响起的脚步声和交谈声猜测他们的性别和关系；看门外摆放的鞋子品牌去揣摩他们的经济水平和品味；甚至是从一些小细节中发现，靠近我右边的住户是一个中年男人租下的，每逢周二和周四，他都会在这里幽会一名年轻女子。

他的阳台上从来没有晾晒过衣物，门口连一双替换的拖鞋都没有摆着。只是一墙之隔，我也从未曾听见隔壁传来洗衣机制动的轰鸣声、交谈声，和使用吹风筒的声音，像我说过的那样，这里的隔音算不上多好，是成年人在争吵和做爱都会不自觉噤声的程度。

那间房子却日复一日地处于某种沉寂的状态，似乎昭示着那里只是他的某个“临时住所”。好奇心驱使我在某天听见隔壁房门开启的声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家门，只是为了确定自己某种邪恶的猜测，望着那两个离开的身影：肥胖的、不高的中年男性，以及一个穿着紧身裙的苗条的高个子女性。

这样的听起来似乎有些变态，但是我确实只是通过观察冒犯了别人的生活，对此并不任何不良动机（如果仅把满足自己窥视欲当作某种纯良无害的小行为的话）。

现在的邻里关系，就是我在窥视他们，他们也在窥视我，但是我们又彼此互不相干。

我最多只是敲响我的墙面，以传达我被打扰的信息。我也曾收到这样的信号，那是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和同住的伙伴因玩笑打闹过于兴奋，毫无知觉地大声喧哗，直到听见墙面传来“咚咚咚”的敲击声。

我们便立刻心照不宣地停止了喧闹。

至于为什么不走到隔壁，礼貌地敲门，然后开诚布公地表示受到了打扰，我想，不是因为现代人缺乏勇气，而是为了减少麻烦毕竟大家的生活都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