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是作家观看世界的角度。它就如同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带领着读者穿行于叙事的迷宫，并最终从中走出来。我们依赖于它才没有迷失，并且收获了一些意义。然而，我们也受制于它，无法看到故事的另一面。世界是无序的，但是视角用其透明的强力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秩序，它是作者意志的体现。
在19世纪以前，叙事视角还不是一件特别值得讨论的事。作者高高在上又拥有众多耳目，他可以自由地在诸多人物的脑袋里穿进穿出。进入人物的内心是没有成本、不费力气的事。托尔斯泰与他的《战争与和平》之所以不朽，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上帝视角”，每遇困境，主人公仰望天空，仿佛高处的神明已经在天空中写好了此时应该阐发的领悟，这些人物只要抬头看着天空并把它们读出来就好了。他们的领悟总是那么迅疾和彻底，因为托尔斯泰早已替他们把想不清楚的部分想清楚，并塞进了他们的头脑中。托尔斯泰把上帝视角用到了极致，也用到了尽头。他的写作被乔治.斯坦纳比作“人和上帝在争权夺利”。
现代小说伴随着“上帝已死”的怀疑前行，作家退回到人群之中，以更加平近的视角打量世界，讲述故事。当然这并不是说，上帝视角被彻底废黜，事实上，它的诱惑永远都在。波拉尼奥在他的巨著《2666》中也使用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不同的是，托尔斯泰的叙述是道强光，将人物的内心全部照亮，而波拉尼奥的叙述则是在人物内部点起的一根蜡烛、一根火柴，我们只会感觉到它被巨大的黑暗所包围，那些黑暗甚至离间着我们和人物的关系。于是，现代小说家需要考虑他的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它像一个可以拉远或者凑近的摄影镜头，太近了，会受限于有限的篇幅，拉远了，又容易导致无法聚焦而失去叙述的中心。波拉尼奥和科伦.麦卡锡则是这种远距离观察者中的佼佼者，他们继承和复苏了凋敝的上帝视角，使作品呈现出恢宏的史诗气质。不过，叙事距离的远近，很大程度上和作者的天性有关，并不全然是一种人为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就将她那种置身事外的冷漠变成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与她的叙事材料相得益彰。她将摄影机架设在美国西部荒凉广袤的土地上空，把寒冷的大风、坚硬的岩石以及那些与人类为伴或者为敌的动物一并摄入镜头。一块贫瘠和酷烈的土壤，注定会长出扭曲的树木，在她的小说里，他们的“恶”是那个世界里顽强坚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她既不同情他们，也没有谴责他们，她的绝对中立，彰显着一种质朴超然的世界观。事情就是这样，她告诉读者，你们得相信，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断背山》则讲述了一个被社会和文明压制了天性的人发现自己的故事。作家手中的镜头每一刻都在调整，以便去靠近那些他们必须搞清楚的事物。
很多时候，对于小说，我们只是读而不懂、学而不得。
《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亨利.詹姆斯早期作品，它告诉我们：一个小说最后只是想表达命运弄人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苍白的真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小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与弄人之命运搏斗。所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并没有接受朋友们的建议，逃离婚姻，而是重返她和奥斯蒙德在罗马的家。她决定领受这份她自己选择的命运，无论是与之和解还是与之战斗，都是一种她早年诚心诚意追求的代价。
不仅如此亨利.詹姆斯的《丛林猛兽》和《螺丝在拧紧》在叙事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都是故事和哲思同样精彩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