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有了自我的觉醒，然后在社会生活里边，就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西方人在文化文艺复兴以后，真正走向了第一个路向，所以，成就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方化或者西方的文化，那这个意欲向前的路向，就产生了三大异采，第一个就是征服自然的异采，它向外去征服自然，第二个就叫科学方法的异采，第三个就是民主（阿德谟克拉西）的异采。
这是西方所产生的文化的三个方面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三大异采，都要归到第一路向的根本态度上去，才能把握住它的根本。
所以，他说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对人生的态度，生活的路向，要引进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独搬运谋取他的面目，必须根本从他的路向态度入手。
那么中国我刚才谈到第二个路向，它走的是第二个路向，这个路向不是意欲向前的。所以，如果不和西方文化相接触的话，中国文化如果走自己的路子，永远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科学和民主，不会有征服自然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种魄力。
这样说并不是说西方人走的快，我们中国人走的慢，而是说他的意欲它的方向根本不同，正因为方向不同，他看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他的思想的特点是调和持中，所以，它是安分知足寡欲，不提倡物质的享乐。
所以，另外他也没有印度的那样的一种禁欲的思想。所以，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调适自己是活得比较好，比较安乐祥和。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是这样，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知足者常乐，其实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外边的东西你就再多，有些人钱也不少，什么都有，但是总是不快乐，心里边不平和，达不到一种很宁静这样一种心灵状态。
中国人的特点是特别注重在这一方面，所以，在哲学上他所注重的是一种玄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所以，不要求去征服自然，所以，它也不会产生科学的方法。如果中国按照原来的路走下去，不会有现在的我们飞机火车这些东西。因为它走的路子和西方人不一样。那么在社会生活里边来讲，它比较敬法，尊重权威，所以，也不知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自己争取自己的权益。
所以，德谟克拉西耶在中国也不会产生，就是说如果不受外边的影响，按照中国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可能在西方的这一套东西，科学和民主征服自然，这些方面永远也不会产生。所以，它是一个根本的态度不同，所以，它所面对的问题说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西方人不同。不是说我们走的慢一些，西方人走的快一些，西方人我们如果不和西方接触，我们能够经过多少年以后，会达到西方现在的这样一种社会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思想上，中国人的文化它是玄学似的，特别强调一种天人合一，这样一种精神，最后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这样一种和谐的存在。
从文化的路向来讲，印度他所走的就是第三条路，印度人特别注热衷于宗教，这一点是在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文化是不能比的。印度人生活态度它是出世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它是要取消问题，从根本上是要放弃生活。
所以，梁漱溟说，原来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安世知足，他是努力解脱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而是翻转向后，即我们所谓的第三路向。所以，印度人的生活态度是求得解脱，从古代开始都是这样，从最高的佛法一直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系统，都是以解脱为大为目的。解脱有些时候很极端，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不吃饭绝食，有些干脆活着跳到火里边去，或者跳到深渊里边去，有些甚至吃粪吃草，总而言之，是要求得身体上的解脱。
所以，这个态度是一个出世的态度。所以，印度文化它的最高的成就，它的价值是在宗教方面。宗教的作用是要求的人情志上的满足。要建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所以，他特别注重在出世。他的安身立命的方法就是舍弃意欲，走一种出世的路。
那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边，梁先生还从思维方式方面，对中西印三种文化，他的思维方式做了一种分析。
概括起来讲，西洋的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的生活叫做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的生活叫做理智运用现量。
下面我简单的把它这三种运思的方法做一个说明，什么叫直觉运用理智？
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洋人理智方面的开发是非常强盛，非常有成就，对于自然是一种分析的态度，用一种非常精细的这种分析来操纵它，控制它，这是对自然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对人也是采取一种算账的态度，一种计算的态度。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机械的关系，在精神生活上也是理智压倒一切。
这就说西方人生活是以理智为唯一的工具。 但是理智他本身是静观的，所以，他不会动作，它只是一个工具。那么，西方人从文艺复兴以后开始认识了我，求得我的实现和满足，这个对于我的认识，感觉不能为，理智也不能为。他是出于直觉，对于理智的运用，它的根本是直觉。所以，能够使理智活动是直觉，因此理智作为这种满足我的工具，他一定是发自于直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的生活，他的运用方式，叫做只直觉运用理智的。
那么，中国它叫理智运用直觉，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从总体上来讲，中国人不太计较，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他对自我意识那么强，所以，中国人讲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讲究一个通性，讲究一个浑融不分。在社会生活上，人也是比较注重情感，比较少计较。在学术上是玄学化，有些时候对生活的态度是一种艺术化的态度，所以，显得很自然很自由，那么这一点很明显是运用直觉，但是，这个人运用直觉，这个直觉并不是你象动物那样是本能。
当人运用直觉的时候，它事实上他也有理智在里边，比如说孔子过一种“毋我”的生活，但是这个“毋我”本身，它是经历过一个曲折，在直觉中，任何时候谈到我的时候，意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是对象化了，我自身没法说，当我意识到了我，凡是所有意识到的我，都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我，所以，它已经对象化了，或者说在达到“毋我”之前，他一定是有分别我知的。
所以，达到“毋我”它是一个过程，一定要经历一个破除“我执”的这样一个功夫，才能达到这个“毋我”。
所以，讲直觉的我，“毋我”如果在理性里边，它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我执。所以，达到这无我的生活，一定是要经过一个破除我执的这样一个功夫的历程，那这个历程就需要运用理智，它就是一种理智的作用。所以，这种分别、我执是有理智分别而产生，又要通过理智分别而破除，所以，孔子“毋我”的生活，是要经过这样一个既要有我执，又要不断的破除我执，这样一个曲折而完成。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生活是有理智运用自觉的，这是梁先生对中国文化这种运思方式的一种说明。
所谓，印度人的理智运用现量。我们在前面讲过三量，现量、比量和非量，佛教里边是排斥理智和直觉，也就是排斥比量和非量。因为比量它的根本是虚，非量它的特点是妄，不真实，所以，都不真实。佛教唯识学，他用比量去破除一切非量，要开发现量，过一种现量的生活，那么这个现量是一种特殊现量，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感觉，特殊现量也是要通过一个感觉，有这个感觉，进入到空无所见，对周围的世界无所分别，这样一种真实的境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度的生活它的运用方式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这是我们在前面从他文化三路向说，对中西印这种三方文化它的特点所做的一个说明，这是《东西文化及哲学》里边所谈到的文化哲学。后期的思想，从根本点上他自己也谈到，从根本点上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讲这么多。
下面我们来讲第五个问题，中国文化及其未来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现在以来也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梁先生他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人生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或者叫做中国的问题。那么这个社会的问题，它的核心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在西学的冲击下边，它的前景究竟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