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在他的文化三路向这样一个理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他对未来中国文化前进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世界文化的三期重现说”，他预期中国文化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复兴。从今天的我们从上个世纪末到世纪初，这么一二十年间的世界文化的走向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应该说梁先生的说法有他的根据。

按照梁先生的说法，中西印三种文化形态产生于，人对人生问题三个大问题的解决，它解决的方法有不同，人生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的问题。第三是要解决人对自身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的解决要依照次序而行。他这个思想还是有它的逻辑在里边。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早熟表现在，就是当它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人和物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它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那就是要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问题和人对自身关系的问题。

这三个路向我们不能说一种好，你不能说第一种路向好，也不能说第二种路向好，或者第三种路向好，它只是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没有好不好的问题。第一种态度，也就是人对物的这种问题的解决，在当下比较合适，所以，西方的文化能够在当代，能够在现代成为主导的文化，一种主导的方向。

那么在梁先生看来，西方意欲向前满足的第一路向，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在当前是指它那个时候了，世界文化的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意欲向前的这样一种满足，这个路向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出来。比如说他讲机器对人的奴役，机器大生产反过来奴役人，就产生人的异化，产生一系列异化的问题，贫富对立的问题，生产过剩的问题，失业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我们当前也还都存在。

他特别提出来，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就表明现代社会已经从物质的不满足，转入到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要去解决精神不安宁的问题，转入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人对人的问题，人对人的关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与此同时，西方人在对人生的理解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主要依据他当时我们中国传入的一些思想，比如说尼采、柏格森、詹姆斯、杜威这些人的思想，主要根据这些哲学系统，了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西方人对人生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的眼光开始从物质欲望转向人类的情态方面，西方的哲学思想也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转变了方向。

这个方向，比如说从古代以来的哲学理路，比如说以前是讲绝对，现在讲相对；以前是注重知，现在注重情理；以前要用理智，现在崇尚直觉；以前崇尚静，现在崇尚动；以前只是强调知识，现在更强调行为；以前是向外看，现在转变了视线，向内来看，注重在人的生命。

他这些概括大概和当时那些在中国流行的西方哲学的那些流派有关系。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西方意欲向前满足的第一个路向已经快做到尽头了。接下来应该是意欲调和折衷态度的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印度的这种态度，印度文化所代表的那样一种方向，在中国化以后会复兴，但是那是很远以后的事情了，不是现在的事情。

这基本上就是他讲的，西方不是世界文化的三期重现。这也是根据他的三路向这个说法所提出来的，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那么我们当下对于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是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印度态度，那就是佛教的这一套。第二个是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也就是对西方的文化的态度要加以改变。第三，对中国固有的东西也要重新拿出来，但是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条，他主要是针对佛教，当时人这个社会上有一种佛化的这种潮流，它是针对这样一种佛学化的潮流而发的一个提法，在他看来，中国现在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文化它本身它太早熟了，对第一个路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人生的第一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过早地走上了第二条路，它的原因在这儿，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再用第三种态度，就是说把佛教的这一套态度拿出来，去对质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就会病上加病。因为我们第一个路向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过早地走了第二条路，现在又把第三条路来拿来去解决我们这样一些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病上加病。

它不仅解决不了我们中国当前的这个问题，而且会把佛教本身也给搞坏了，把佛法也给败坏了。所以，他讲，现在的中国如果佛化大行，中国之乱便无异，就说你是在乱上加乱了，所以，他反对在当前情况下去提倡佛教那套东西。这是第一他讲第一条的根据。

第二和第三条，实际上就是针对中西文化的关系来讲。这个问题，他有一个说法，要把第一态度含融到第二态度中来，他说，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力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它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界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

把第二条和第三条就是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第三条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把这两条都包含里面去了。他为什么这么去讲？

前面我们说，梁先生是反对中西文化融合论，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要在文化的根本态度上，去把握住它的根本的精神，而不要把它看成一些呆面目，把它抽象为一些要素和方面。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又提出来把西方的文化经过改造，全盘拿来，然后把它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这里面是否是不是自相矛盾？

有些人说，梁先生这是这个说法，有它自身的矛盾，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有些人说他没有脱开中体西用这样一种窠臼，其实，他这种说法并不自相矛盾。

首先一点，梁先生反对中西文化的融合论，它实质上是要反对脱离开文化的根本的方向，根本的精神，或者说脱离开文化的整体性和活的文化生命，而把文化看作一种单纯的机械的抽象的要素，把它组合起来，他是这样一种态度。

另外，他所谓中西印文化，只是说中西印文化的它各自代表了文化发展的一条路向。这样一个路向从根本上讲，是表现了人生的一个向度或者一个层面。它对于人生来讲，这三种态度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所以，他才讲，世界文化应该有三期重现，中西印文化，他会在不同的时期会重新复兴。

这个说法是说，中西印文化它所代表的文化方向都具有普遍性，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那么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性，说到底，它是人生或者说是人的生命或宇宙生命的一种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认为西方文化里边，所表现的那种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意义。

在这个时候，当西方这种文化方向，那种人生态度已经表现出许多弊端的时候，开始要转向第二条路向的方向，这样一种形势下，那就需要去变化第一路向的这种人生态度，才能使得在人生路向上所创造的人生人类文化能够得到保持，保持住它本来的价值，所以，他对这个问题有他有他自己的分析。

梁先生在这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边，一方面要对西方的文化，对它的态度要改一改，另一个方面，要把中国原来态度要有所批评的拿出来，他说，

新派所倡导的，还是当时的像陈独秀、胡适他们讲的，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外呼陈仲甫（陈独秀）先生所讲的“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和胡适先生所谓“批评的精神”，这我们都赞成。但我觉得来若只这样，都没给人以根本人生态度；无根的水不能成河，枝节的和法，未免不切。

就说不合适，西洋人从来的人生态度，到现在已经出现好多弊病，受了严重的批评，而他们还略不加拣择的要全盘拿过来，而中国人则是可以就其偏，确实必须要修正才好。况且为预备及促进世界第二向文化的开辟，也要把从西洋态度变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