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人有无私的情感，存于天生的自觉，此自觉在中国古人语言中即所谓“良知”，像孟子讲的这个良知，明儒讲的独知，陆象山讲的本心，都是表达的这样一种观念。良知既是人人现有的，却往往难见，不是现成的事情。他说，孔子之学就是愈来愈明那样一种学问功夫。这就是儒家为什么讲本体，要通过功夫来实现，西方人讲本体，它是对应的现象的，实体是对应着属性的，那是一个认知的讲法。
儒家讲讲这一套是本体是对应着功夫，这个功夫是要经过实践的过程逐渐纯化，然后才能使得本体呈现出来。而这个功夫的历程，也是本体本身的创造性的一种表现。所以，儒家讲本体一定要在工夫上呈现出来。
我们以上讲的梁先生早期的直觉学说，和晚年的这种理性的学说，实际上讲的都是儒家的一个心性本体论的一个观念。那么这样一个心性本体论观念，经过梁先生用现代的这种哲学，把它做了重新的诠释。
既表现了传统儒家心性本体的固有的本质，同时又使得它发生了一种现代性的转变。所以，梁先生他的伦理学说不是飘浮在空中的，有些人认为梁先生儒家就是表现在一种伦理观念里边，他没有一种心性本体论的记述，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梁先生他的思想系统它有着一套，它自身的形上学和心性本体论的基础。所以，梁先生的新儒家是一个彻底的儒家，而不是一个半截子的儒家。
下面我们来讲第四个问题，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一般讲的比较多，这个也比较好理解。我们就简单讲一讲，首先文化，什么是文化？
梁先生有一个定义，文化不过是一种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于是，生命哲学的时候都谈到这一点，它应该是一个体系。文化就是生活的样式或者生活的样法。生活的本质啥？就是意欲。意欲，来一问一答，推动生活是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一个创造的过程，那么从意欲满足的角度，梁先生把它分作三个层次。
有这三个层次就产生出，人生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对物的问题。
人的生活一定要借助于一定生活的物质资料，所以，人需要去解决人和物的关系问题，也就解决人和周围世界关系的问题。现在的我，当下的我，去克服已成的我，从而来实现这个人的意欲的要求，这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人对物的问题，这个是能够得到满足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对人的问题。
人是群体的存在，人要从事生产要生活，就会产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按梁先生的说法，表现为人和他人，也就是我的意欲满足和其他有情，有情包括很广了，但是在这儿主要是指人了，我和其他有情也就是他人之心，“他心”。我的满足和他心的关系问题。 那么，这个层面意欲的满族能不能得到实现，这不好说，我不能强制，我喜欢一个女孩，我不能强制人家也喜欢我，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满足，是个未定之数。
他和第一层面不一样，第一层面人对物的关系好，比较容易解决。
第三层就是人对自身的问题。
第一层面，第二层面的问题都是外在的问题。当外在的问题解决以后，人会发现人的烦恼不是从外边来的，而是从自己来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人对自己的一个关系的问题，那就是关乎人的自由的问题，像人的对自己生命的要求，这个问题使不容易得到解决的，或者说无法得到解决。比如说人想长生，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现在我们一打开电视频道，最热的频道就是养生的问题，人的长寿预防，可不是你锻炼你养生就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
有些人很注重养生，但是寿命很短，我一个同学40多岁突然就走了，养生非常注重锻炼，叫皮夹克一穿，他有钱开着车就上山爬山游泳锻炼，各方面非常精神，但是突然40多岁就没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人能够解决的了的问题。
这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是这样说的，其实也没啥神密的。
对于这三大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法，就产生了人生的三个路向。这三个路向，在《东西文化及哲学》里边做了一个概括。
首先第一种，它叫做本来的路向。
就是人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
这个路向，他采取的方式就是一种奋斗的态度，这个就是遇到问题都向前面去走，向前面去要求下手，去求得解决。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要改造局面，使得周围的环境，周围这个世界能够满足我的欲望，满足我的要求，这是生活的本来的路向，这个路向的方向就是向前去求。
第二种路向，就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不去要求改造局面，而是就在这种景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这种应付的方法，他下手处不在前面，眼睛不是朝前看，而是向旁边看。他并不想奋斗去改造局面，而是用回想的方式去随遇而安。他所应付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那么他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住的房子很小还漏雨，第一种路向，他的路向办法就是把这个房子扒掉，重新盖个好的，重新造一套房子。而第二个路向，他不是要去换房子，不是要解决这个房子问题，而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要随遇而安，去调试自己的态度，调试自己的意志。 这样也能得到满足。这个路向的特点，是对于自己强调对于自己的这种观念的一种变换调和和持中。
第三个路向，就是遇到问题，他要从根本上取消这个问题，它既不是要解决局面去改造局面，也不是去调试自己，而是要从根本上取消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应付对应应付困难的一种方法。那么凡是对于种种欲望都是一种禁欲的态度，这种路向的特点是转身向后。如果用房子的例子来讲，它不是像第一种路向，那样去盖新房子，也不是要回过头来调试自己的观念，调试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是根本上取消对房子的欲求，这是个禁欲的态度，这种路向的特点就是转身向后去要求。
那么这个人生的三路向说，是梁先生考察文化问题的根本的一个理论的依据。梁先生理解文化它采取的是一种整体论的理解方式，他反对把文化的问题看作是一些死的面相，把它抽象为一些抽象的要素，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他讲理解文化的特点，是要首先去把握一种生活的路向，他的思路是要把握住一种文化的根本的路向和根本的精神，而不是把文化看作一些抽象的面目，就是西方有些抽象的东西，然后我把它拿过来把它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要吸取全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然后再建立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化，这和梁先生的说法就不对头，你首先要解决你自己的根本的态度，要把握住一种文化的根本的精神，然后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生命的这样一种文化的系统。不能是说把各种各样的文化都打碎了，打成碎片，然后再把它重新组合起来。
所以，梁先生三种意象，这种文化路向说，要把握一个文化的时候，要把握它的根本的态度，由此把握住它的根本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思路，按照梁先生自己的说法，就是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的方式和样化，那么文化之样式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说的相不同。
这是他的对文化的一个根本的看法，依照这样一种人生三态度，三个路向的说法，他把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精神。
首先，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者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民主)，这两大异采的文化。
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概括。
对印度文化的概括，就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
这只是简单的说明。具体说西方文化，它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西方在古希腊罗马的时代，走的就是第一个路向。但是到了中世纪以后，转入了第二个路向，就是以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根本的导向，那么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人又把意欲向天的面孔转回到人类的世界里面来，文艺复兴是标志着西方人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西方人有了自我意识觉醒，有了我的意识，所以，就要为我向前的要求，于是就要解决人对物的问题，这就要向自然去索求，因此就要征服自然，征服自然就要用科学，所以，就产生了科学的异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