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的月亮很圆很亮。

我站在院子里仰望星空：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夜空，月光照在前院那棵钻天杨上，笔直清瘦的黑色树廓看上去像一个披着斗篷的不死族亡灵，呆呆地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副毫不关己的样子。

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同一个月亮下，银色的月光同样裹着那片功能齐全设计工整人声鼎沸但却早已无从迹寻的矿区。

矿区被拆了，拆得干干净净，就像那些过往的日子，流走的悄无声音，毫无痕迹。

白天，我站在废墟前，让弟弟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身后的那片瓦砾是曾经的小学校和礼堂。

当年小学校刚组建，我转学到此。

当我在校长办公室做完那份语文试卷，梳着大背头的瘦高个校长跟父亲说，“读三年级恐怕跟不上，还是从二年级读的比较好。”

于是，我跟着一个姓孙的老师，背着三年级的课本去了二年级的教室。

孙老师是班主任，教语文，待我很好。

前些年，父亲偶遇孙老师，特别电话跟我说：孙老师对你印象还很深，还问起你的情况，并要我下次回家记得去看望下孙老师。

我给孙老师寄了两年明信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老师：我一直记得当年您对我的用心和关照。

但看望之行却一直被拖延。去年春节，父亲告诉我，孙老师去世了。

其实离得不远，之所以一直被拖延，只是心里一直觉得，就在身边，并且一直会在。

教学楼对面是大礼堂，分上下两层，有三个门口，除了开大会和文艺演出外，它还有个身份就是电影院。每周三晚上礼堂都会放电影，票价五毛，小孩子没有钱，大人也不让去看电影。

我经不起礼堂里传出的电影对白声音的诱惑，经常去偷看，要么提前趁混乱挤进去要么等电影过半后检票员撤了再进去。

看到被夷为平地的大礼堂，我仿佛还能听到当年那些穿过夜色荡进我耳畔的那些电影对白的声音。

我让父亲站在还没拆掉的北大门前，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翻看照片时，我无意间发现，父亲面向的方向正巧是矿区荣誉榜所在地，那面墙上的玻璃橱窗从我记事儿起就已存在，父亲是荣誉榜的常客，好像每年都有不同的称号，今年标兵明年先进，有时是集体有时是个人。

但是这些标兵和先进人物的照片远远没有橱窗里的《山东画报》更吸引孩童的我。

父亲把荣誉看的很高，在此工作的30多年里，几乎拿遍了能拿到的所有荣誉，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那些红绸面的荣誉证书摞起来比我都高，我读书期间几乎没买过钢笔，父亲发的奖品足够用了。

其实，在听说矿区要被拍卖时，我就回去看过一次。

分别去了父亲工作过的不同单位和我曾经住过的地方。

南院门口那颗垂柳在水银灯照射下是那样婀娜多姿；车棚墙壁上的“白班、四点、零点”的意思当年困扰了我好长时间；地下室里电子游戏厅和租书店；赵同学和王同学家里的小卖部；水塔上每天固定时间响起的广播喇叭；水塔下那个隔三差五就来的可以用劳保用品换书包的摊贩；一块钱可以买四个的肉火烧；那个经常朝小孩子做鬼脸的外号叫“小洋猪”的食堂卖饭叔叔，天天在北院门口买剔骨肉的小伙儿；澡堂里那条通往井口的黑乎乎的通道；风吹得呼呼的井口；那节一年到头不停息的矿车日日夜夜在堆积这渣子山；次品看上去多于成品的陶瓷厂；小孩子可以爬进的玩捉迷藏的废旧矿车尸堆；剪刀响个不停的理发室和那个长的有点像巩俐的阿姨；每天坐在路口逢人必挥手打招呼的流浪汉小胡。。。。。。

还有那条，我为了抄近路，不止一次独自走过的捷径：先顺着暖气管道钻进围墙，再穿过矿车运行轨道到达煤场，再翻过煤山到达东院。

我还去了曾经一起玩耍但后来神经了的董先生的住处，多亏他没在，要不然我真得不觉得如何去打招呼，他或许还记得我但假装不认识我，也许早已不记得我但会把我当作入侵者。

路过北院宿舍时，忽然想起那个几乎差不多每天早晨都等我上学的来自安丘的韩同学，听父亲说，前些年韩同学的父亲去世了，那是一个很注意打扮说话嗓门很高谁也不怕的男人。

走过煤仓处的直角弯道，又忽然想起被那辆俄罗斯进口的巨无霸货车压死的小杨萌。

消失的煤仓上曾写有“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四行大字，这四行字的意思一直困扰了我很多年。

而今，这片曾经布局工整的建筑，只剩下一片瓦砾。

但我仿佛还能清楚地看见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和曾经我到过的那些角落。

这座矿山承载了父亲青春和大半辈子时光，留存在我的童年和少年记忆里。

站在这里，我仿佛看见那个小小的自己正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矿区游逛，漫无目的却有内心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