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兴起了清淡和玄说的社会思潮。所谓清淡就是手持塵尾，口谈玄虚；所谓玄说就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玄的研究和解说。我以前记得是《老子》、《庄子》和《孙子》，看来我是记错了。
赵西尧等著的《三国文化概览》说，“玄说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曹魏正始年年间（240-249年）的何晏与王弼。何晏有《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有《周易》、《老子》等数。他们通过对古代经典的注解，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主张虚无的“道”或“无”是阐述万物的“宗主””。阐述万物不是创造万物，看来和上帝不同。
赵西尧等著的《三国文化概览》说。“何晏长得漂亮，喜欢搽粉，连走路都要看自己的影子，常喜欢穿女人的衣服，扮作女人自我欣赏陶醉”。看来伪娘是自古以来都有，要是那个时候又变性手术，估计何晏第一个去。
何晏是魏明帝时期“浮华交会”的首领之一。参加者还有夏侯玄、荀粲、邓飓、傅嘏、李丰、王广等，还有很年轻的王弼和钟会。他们追求思想自由，他们喜欢老子，对汉儒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在正统儒家眼里，他们是一批叛逆者。统治者曾经下令禁绝，不过达官贵族玩的人多，效果不大。
傅嘏（208-255年）被学界看做玄学的早起人物之一。从从目前的资料看，他并不将玄理，还反对何晏的学说和行为。他提出了一个压制《六经》的理论，他说，只有圣人本人才能够做出圣人的行为和传递圣人的思想，而《六经》根本没有讲清楚，圣人是什么样子，圣人会做什么，圣人会讲什么。
夏侯玄出生名门，少年就有“重名”。夏侯玄是最早把自然与圣人、名教联系起来创建理论的人。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还说“君亲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礼兼到。”天地顺着自然一道运行，圣人顺自然而发挥作用，君亲关系部是有名教加的，而是出于自然。夏侯玄并不否定名教，名教出于自然，或者反映自然关系。
名教是什么？现代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认为：“名教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被看做全部秩序的基础。”唐长孺认为：“名教乃是应名立教，其中包括政治制度，人才配合以及礼教化等等。”
何晏是”浮华交会”的主将之一。何晏通儒、名、法。何晏不赞同汉儒的天命观，他皈依老学，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何晏的无并不是纯粹的“无”，而是万物之“有”内在的东西。何晏所崇的“无”与汉儒所崇的”天“，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不过作为理论的元点则造成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因为造成非常大的不同，所以何晏的理论对汉儒造成了猛烈的打击，也遭到了正统汉儒的大骂。
何晏对孔子还算是比较尊敬的。何晏把老子和孔子并列为圣人，不过这对汉儒来说，是对孔子的贬低。儒家尊崇三皇五帝，以三代违法，何晏却在《景福殿赋》给予蔑视，说：“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何晏是借吹捧曹魏来贬低儒家的理想国，让正统的儒生非常厌烦。
王弼是以为政治哲学家，死的时候仅仅二十三岁。他是玄学的巨擘，在”贵无“这一点上很赞同何晏。很多玄学家主张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他不一样，他主张积极参与时政。他反对逃避现实的隐士，他认为“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凶其宜也。”
王弼主张以“无”为本，王弼认为，“凡有皆始于无”；“无“是万物存在的内在依据。”无“对”有“具有内在的支配作用；”无“寓于”有“，同时”无“也是”有“的本质；”有“以”无“为用，”高以下为贵，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无”是万物之心。
王弼不像《庄子》那样鄙视“末”，也比《老子》对“末”积极，他说：“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王弼认为，“末”不能忽视，应该去积极地认识他。他在《论语释疑》中讲：“欲明本，举本通末，而示物于极者也。”
王弼认为儒家的不当是主要是过分强调证明，名仅仅是自然的派生物，应该适应自然。如果过分了，走到“任名以号物”，就破坏了自然。“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理解是也。”汉代盛行的名教，让许多士人狂热追求名，把自己变成了名的工具。有些人追求名，就把自己变成了假仁假义之徒。
王弼认为，统治者应该节制欲望，无为、无欲。王弼的《老子注》说：“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降。我守其真行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王弼对《老子》说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注解为：”上之所欲，民从速之业。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
针对老百姓，王弼认为，要实现愚民政策。王弼认为，愚和自然是相同的。他的《老子注》云：”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王弼主张搞愚民政策，听起来就很恐怖，要他这么搞，那不得弄一大堆脑残出来，那生产脑残片的公司，还不得赚疯了，王弼和生产脑残片的公司，估计是一伙的。
王弼认为：”夫圣智，才之杰也；仁义，行之大者也；巧利，用之善也。本苟不存，而兴此三美，害犹如之，况术之有利，斯以忽素朴呼！“王弼认为，圣、智、仁、义有利也有害，不过他想来想去，觉得害大于利，还是觉得用愚民政策好。
王弼认为刑罚和自然有统一也有矛盾的一面。刑罚的准则是“道”。执行刑罚的人应该“中正”，他说：“处得尊位，为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王弼还认为军令不可懈怠，也不可改变，说：”失令有功，法所不赦免。“王弼也主张，小过也用重型。对于加刑，他认为，只有在犯错不改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加刑。
在某种情况下，王弼主张采用刑罚，不过大多数时候，王弼认为刑和自然是想对立，对刑批判得也多。他说：”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则万物失其自然。“他提出以”文明“、”感化“以”谦“来改变人。
在正常情况，王弼主张无为，在特殊事情，他有主张有为。王弼说在惑乱的时候，“可以有为”。有为就是在何时时候去改变，“要取不合之象以为革之。”他认为“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所以要”制器立法“、”作制明契“才能减少争端，才能消去”讼“，才能创建和谐社会。
有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处理刚柔的关系。王弼认为应该刚柔并济。他说，”刚柔交错而成文也。天之文也。“，”和合相润以成其文者也“。刚柔需要好好拿捏，如果过刚”则物之所不与也“；如果过柔”则佞邪之道也。“
王弼对圣人的看法是，圣人的特征是能与天地合德、通无、应物。对王弼来说，尧、舜、禹都是圣人。因为他们”有则天之德“。不过他认为老子还不算圣人，说老子没达到”无”的境界，不过他却认为孔子是圣人，他说“圣人通远虑微，应变神化”，而孔子达到了这个标准所以孔子是圣人。
王弼是玄学家，某些情况下主张刑罚，尊孔子为圣人，也不反对名教。他的目的，就是政治上，融合道、儒、法、名教各派。在实际操作从，里面可以用的都可以拿来用的，但是要把各派理论融合起来比较难，所以王弼在论述的时候，难免出现矛盾之处，不过这种做法，也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赵西尧等著的《三国文化概览》说，“清淡玄说是在豪门士族占有广大土地和众多的劳动人手，剥削大量的财务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才能这样悠游玄谈，祖上浮虚的”。就是，没吃、没穿、没住的，还能谈啥玄说，去要饭还差不多。
《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因“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司马昭就想为自己的儿子向他家求亲，阮籍不想答应，但是又不想当面拒绝，于是阮籍大醉不醒人事，于是没搞成。大醉六十日？阮籍你是打着点滴醉的吧，醉六十日还不把你给饿死啊。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喜欢喝酒，有时候还在家里赤裸身体。有人责备他，他就说：“我以天地为栋宅，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入我裤中。”入你裤中？刘伶的尺寸得是有多大啊，再说跑到你裤子里面，你还不得闻出什么味道来，当然刘伶很习惯的，因为天天在自己的裤子里面做饭吃饭。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和阮籍并称大小阮。阮咸喜欢音乐，发明了一种乐器，和琵琶大小差不多，名叫“阮咸”，就是后来常常说的月琴。不过阮咸和阮籍一样，完全流入荒诞一派。荒诞一派？不会是喝酒和裸奔吧。
吴人杨泉在他的《物理论》中，阐述了物生于有的观点。他说：“所谓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他反对虚无的谬论，和玄学的歪风，尖锐地讽刺玄说是“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疑于春蛙秋蝉，聒耳而已”。看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开始争论了。
======================================
嵇康认为名教与自然人性是对立的。他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得自然。“他这种理论和当下流行的幸福理论类似，就是：什么是幸福？就是欲望得到满足就是幸福。不过嵇康他说他主张”从欲”并不是纵欲，而是顺其自然自然，以养生为宜。
儒家认为，声音是有感情的，而音乐同政治休戚相关。嵇康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嵇康认为，声音出自于自然，跟人的感情毫无关系，“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五声来自于自然，并没有什么感情，把五声加工成的音乐是人的产物，并不来自于自然。他说，声音和人听到声音表现出什么样的感情是两码事。
嵇康认为，当时社会混乱，是因为名教地制定。他说，认为地制造了名教以后，束缚了人们的心志，而且制定的名分和等级，约束了人们的言行；办学、讲经，神化了统治者的德治教化，这些东西让人失去本性去追逐功利，破坏了和谐和人类本性的率真，所以造成了很多社会道德问题。
儒家崇拜的圣人有唐尧、虞舜、大禹、商汤、武王、周公和孔子。不过嵇康却是“轻贱唐尧、而笑大禹。”而且还“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他知道他说的这些为当时社会所不包容的，可他偏偏要对那些人炮轰，他的目的是想冲破周、孔所代表的束缚。
嵇康的所作所为是当时的当权者所不允许的。嵇康可以说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视，不为物用，无益于今吗，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嵇康搞得太火了，都弄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嵇康被干掉了。
阮籍曾经想积极做官，他早起致力于追求名教和自然的统一，而且他还特别尊崇儒家的礼乐。他说：“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乐失其序则亲疏乱。”还说：“礼乐正而天下平。”古人谈礼乐的正确性，不晓得他们听了现在的流行歌曲，会有啥想法。
到了正始十年，当政乱杀士人，阮籍很痛心，态度发生了大转变。阮籍由此变成“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把矛头开始指向了名教，炮轰名教的虚伪和无耻。这样抨击名教：“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他说君主“竭天地王五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
阮籍说在“太素之朴”未散的时代，社会上没有利害斗争，没有是非善恶，没有君臣名分，过着自由自在地生活。自从有了君臣之后，什么问题都弄处来了，让大家过得很痛苦，正所谓“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
阮籍还说，君臣一心为自己利益，大臣想尽办法把世界上好东西都拿给君主。他们为了欺骗人民，制定礼法，束缚人民，愚弄人民。他们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言行相悖，搞得社会风气败坏。而且这些人一味拍君主马屁，欺骗家人，当面是人，背面则成鬼，社会关系也搞得非常混乱。
三国时期是动乱时期，所以对儒家礼典的研究不高，礼仪制度缺少创新。因为当时打仗抢地盘，比较讲究务实，对虚头巴脑的东西不感兴趣。虽然弄出一些礼仪，不过都是按照以前那么来，意图是用来粉饰政治。这个时期例如王粲制定的礼仪，主要是为了保存汉代旧制和影响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