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于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外公外婆生育了一大串孩子，两个男孩，五个闺女，母亲是最小的女儿，大家都叫她满五。

母亲虽是满女儿，却没有得到外公外婆更多的关爱，母亲的大姐嫁给了“烧车御史”谢振定的后人当媳妇，这是一个豪门望族，那时的人们，谈婚论嫁都讲究门当户对，外公外婆为了嫁这个闺女，打肿脸来充胖子，把家都嫁穷了。轮到母亲出嫁时，家里几乎没打发什么嫁妆。

母亲嫁给父亲时，刚满十九岁。婚后第二年，她便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可那孩子刚带到一周岁，便不幸夭折，这对于年轻的母亲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我们家又被划成地主，奶奶被关进离家十来里路远的一个祠堂里挨斗，母亲则被他们赶到恩口去修铁路，搞得家不像家。无奈之际，父亲只好把爷爷和太爷爷购买的田地全部上缴了，家里私藏的一些金银财宝也被他们悉数搜了去，奶奶才被他们放了出来。出来后，父亲便带着奶奶连夜逃往江西临川，寻找我爷爷，落下母亲一个人在湖南。在恩口修铁路时，母亲为了避免挨斗，只好硬撑着虚弱的身体，每天顶着顶高帽子，像男子汉一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工地上生活极其恶劣，母亲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停经六年。父亲在江西安顿下来后，写信给母亲，让母亲去江西抚州找他，可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一张火车票买到了杭州。在杭州街头苦苦寻找好几天，母亲始终没发现父亲的影子，只好无奈地走到杭州市收容遣送站去寻求帮助，父亲得到消息后，连忙赶赴杭州把母亲接了过去。

到达江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母亲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并于六三年和六四年相继产下大姐和二姐。父亲是爷爷唯一的儿子，母亲生下两个闺女后，爷爷便迫切地想要母亲为他添个男丁来延续香火，可母亲却接二连三又生下了四个闺女，爷爷非常失望，经常指桑骂槐、无事找事谩骂母亲，并屡次劝父亲离婚，把母亲休了。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深植于母亲的心里，每当爷爷骂她时，她便装聋作哑，默不吱声；或悄悄地走开，躲到一旁去哭泣；偶尔，她还会拿孩子们来撒气，把我们揍一顿。在我们那个大家庭，爷爷拥有绝对的权威，母亲纵然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会和爷爷发生冲撞。其实，我知道，年轻时的母亲是很有个性的，但畸形的社会，生活的残酷慢慢地磨去了她的棱角，让她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女人，她甚至会把没有为黄家添个男丁当成自己的罪过，所幸母亲不负众望，于七六年农历十二月大年前夕生下了我弟弟。土改初期，母亲尚未成家，姨妈家便被划为大地主，婆媳俩被关进牛棚挨斗。一天，母亲去桃林坝看望姨妈，正好看到姨妈和她婆婆两人被挨斗的场景，一气之下便站出来和他们理论，结果把自己搭进去，被罚跪到一旁，陪着姨妈她们一同挨斗。

母亲是个勤劳的女人，纵然天塌下来，她都可以不管，只知道埋着头拼命做事。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们七个孩子，全家十一囗人都生活在一起，家务活不知有多少，母亲恨不得多长出一双手来，把这些琐事一一厘清。清晨，天还未亮，家人们尚在睡梦中时，她就悄悄地起来，把饭菜做好，然后又挑着大担的衣服去宜黄河边清洗。回到家，端起碗，匆匆地把饭扒拉几下，然后又急急忙忙地赶到轧花厂上班。闲暇时，还要挑着粪桶去地里种菜，那时我们家的蔬菜不用买，都是母亲亲手种植的，一家大小的衣服、鞋子和我们上学时用的书包，也是母亲用她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缝制的。那么多的活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只能像个轳辘一样，每天转个不停。记得小时候我们上学时，学校要上晚自习，每天我们要到晚上八点半才放学，大姐和二姐读高中，比我们晚一个小时放学。晚自习下课后，我们不急着回家，而是三五几个在路灯下跳绳、踢毽子、做游戏，等着姐姐们放学后一同回家。回到家中，母亲还未休息，而是在昏暗的电灯下给我们做鞋子，鞋底是用一些废旧的轮胎皮做的，轮胎皮很硬，针很难扎进去，母亲的手经常被扎出鲜血。

为了操持这个家，母亲不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委曲，但她性格内向，从不会向任何人倾诉，而是把它藏在心里，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终有一天，母亲爆发了。那年，我七岁，刚上学小学一年级，－天母亲叫大姐和二姐去做事，二姐正在看书，不想去，大姐见二姐不去，就和二姐吵了起来，母亲见状，气极了，把二姐打了一顿。奶奶知道后，责备了母亲几句，母亲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出来了，趁家人没注意，居然在饭里拌了些老鼠药，端进房间悄悄地吃了，然后毅然决然地将碗砸碎丢进垃圾桶，这一幕刚好被年幼的三姐发现，她吓坏了，哭哭啼啼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我们家对面的卫生院。那天，爸爸下乡了，不在家，医院来了几个医生，用担架把母亲抬进了医院。母亲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那些日子我无心上学，带着两个妹妹时时刻刻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其实，母亲和奶奶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奶奶对母亲很好，把她视若自己的亲生女儿，母亲之所以如此决绝，只不过因为她性格孤僻，长期的生活压力让她不堪忍受。

父母在江西生活了二、三十多年，时常怀念故土。爷爷去世后，父母的思乡之情更为殷切，加上母亲终于生了个儿子，他们觉得自己对得住列祖列宗，可以扬眉吐气地回到故里。通过关系，父亲于一九八一年端午节之际携老带幼举家迁回湖南娄底。回到湖南后，母亲便失去了工作。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过度辛劳和长期所受到的生活压力的缘故，母亲的身体迅速地垮了下来，每天药不离手。记得我们读初中时，父亲经常会开些处方，让我们底下几个小姐妹去大姐上班的医院为母亲抓药。髙中时，我在二中寄宿，回到家中，看着炉火上正在煎煮着母亲的中药，那升腾的热气氤氲了整个房间，心里不由地感到几分阴郁和悲哀。

父亲去世后，母亲看着下面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女，自己又体弱多病，心里充满了绝望，每每大姐送药回来，母亲却拒绝服用。就这样，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几个月后，母亲便撒手人寰。

谨以此文，怀念我苦命的母亲。倘若真有天堂，愿她平安和快乐，没有痛苦和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