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0年了。那年,老人家为之奋斗终生的三间瓦房刚刚落成。可他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说来惭愧,父亲离开时,我刚记事不久,不到12岁。加上半个世纪过去,对父亲的记忆已开始模糊。唯有老人那似乎从未放下扁担的双肩,反而越来越清晰,经常出现在脑海中。
不记得是4岁还是5岁,我感染了麻疹,高烧不止,昏昏沉沉好几天。当我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箩筐中,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挑着我在乡间的小路上匆匆前行。原来是父亲带我去医院问诊取药后,挑着我回家。说是挑着,其实是背着,因为另一支箩筐是空的。为保持扁担的平衡,父亲一手提着我坐着的箩筐,一手压着扁担的另一头,靠着双手的力量将我“挑”在肩上,奔向家的方向。
听见我低吟,父亲放下箩筐,用农村特有的方式对我进行检查,感到我已退烧,父亲满是忧愁的脸上,顿时充满慈祥的微笑,发出你终于挺过来了的感叹!他让我继续在箩筐中坐好,“挑起”箩筐快速前行。因为,还有更多的农活等着他去完成。从此,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吃饭和睡觉,那扁担似乎就没有离开过父亲的肩膀。
7、8岁那年的清明节,父亲带着我去上坟(扫墓)。面对着整整一个山坡的坟头,父亲一个人挖土、装筐、挑担,按照一个坟头一筐土的原则,虔诚又专心地完成着祭奠先祖的“仪式”。我当然帮不上忙,开始的时候还跟着父亲的脚步,跑上跑下,看到有土块从坟顶上滚下,便使出“洪荒之力”,将土块搬上去。可热度过后,便停下了脚步,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留下父亲那孤单的身影,继续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在不断增强的日光里,突然发现父亲的身影有些佝偻,那是一年四季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结果。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靠着肩挑手提,充分发挥一家之主的作用,抚养着我们兄弟姐妹不断成长。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民的儿子早干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给父亲帮忙,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干得最多的就是去自留地帮父亲栽菜。说是帮忙,也就是打打下手,将父亲扯好的菜秧抱到整理好的菜地,再由父亲栽好。随后,父亲便从陡峭的河堤中挑上一担担清水浇地。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全队30多户的自留地都在村前的小河边,可只有4、5家的自留地离塆子较远,且处在陡峭的河堤边。很遗憾,我家就是这4、5家之一。河堤虽然不高,但过于陡峭,挑一担水上来,就是那十多级的石阶,也让人气喘吁吁,比菜地处在河岸平缓的人家,付出的是超过一倍的努力。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在那几分菜地里,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架杆引绳、锄草除虫、培土施肥,靠着一双肩膀,挑着青青的河水,浇出一畦畦绿油油、鲜嫩嫩、水灵灵的蔬菜,在“瓜菜代”的年代,让全家人渡过难关。
父亲的肩膀,还承担着更繁重的任务,那就是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靠肩挑背驮挣着那基本工分,换来粮食、棉花、油料,以解决全家的生活所需。
父亲没有上过学,是典型的农民,朴实、勤劳、节俭。只是那时的农业主要是靠天收,加上推行“一大二公”的模式,采用的是通过扩大分母的工分制,来调动大家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而受至于劳动效率的低下,作为分子的生存资源,则很难高速增长,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无论老人如何起早贪黑、夜以继日,靠体力和时间,都难以挣到换回满足我们正常成长所需生活物资的工分,降低全家饭碗中的瓜菜比例。
缺衣少食的年代,营养不足,长年劳作,还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在农历癸丑年(1973)春节到来之时,父亲病例了。即便是重病期间,父亲肩上的担子都未放下,躺在病床上,继续为他的“宏伟工程”——兴建三间土坯房,统筹人力与财物的使用,用生命诠释着什么叫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在新房竣工时,父亲也耗尽他生命最后的能量,带着众多的不舍撒手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老人回光返照之时,我冲了碗蛋花,并喂父亲喝完。这就是我作为儿子,唯一对父亲所尽的孝道。
父亲走了,带着他一年四季始终挑着重担的肩膀走了。失去了父亲的肩膀,没有了父亲的庇护,生命中最大的遮风避雨港湾随之彻底塌陷。从此,我的生活基本丧失了天真烂漫,灰色成为主要成分,多挣工分,养活自己,为母亲分忧,就成为我最大的追求。
父亲走了,他那挑着全家生计的肩膀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终生享用不尽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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