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外祖的呢大衣
周沆（1874-1957），二十岁连捷高中进士，在中国近代明清史、东北史及满族史研究领域，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我生于1959年，曾外祖已溘然长逝。虽无缘得见，家中长辈闲谈时，他的故事却如涓涓细流，自记事起便淌入我的生活。我知他是进士出身，在京城做过官，只是具体官阶始终模糊。
1975年寒假，我应母亲之嘱回遵义老家陪外婆。一日，外婆神情庄重地唤我到跟前，拉着我的手，示意我挪开两口老式红漆衣箱，露出最下方的樟木箱。她在箱中仔细翻找时，我既好奇又忐忑。片刻后，她递来一个层层包裹的包袱。解开时，一件泛着淡淡樟木香气的黑色大衣映入眼帘。我诧异望向外婆，她轻声说：“这是你曾外祖的呢大衣，如今交予你，好生收着，也算留个念想。”
呢大衣？儿时模糊的记忆瞬间苏醒。母亲曾说，1947年她第一次在昆明见到曾外祖时，他穿的正是这样一件黑呢大衣。这件大衣是1930年他赴东北时友人所赠，此后陪着他出任中东铁路理事，从大连辗转至北平，又随桥梁专家罗英调往昆明第八公路局任顾问，直至1949年伴他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遵义。
在老家堂屋昏黄的光影中，这件泛着陈旧光泽的呢大衣静静“伫立”，仿佛在诉说往昔。刹那间，我对曾外祖的生平涌起强烈好奇，忙问外婆：“他究竟有何非凡之处，让家人念念不忘？”外婆笑着说：“你曾外祖啊，是个满肚子故事的传奇人。”
1929年，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东北因中东铁路事件暗流涌动。这场风波的根源，可追溯至日俄战争后——中东铁路名义上由中苏共管，实际管理权却被苏联独揽，长期的权力失衡渐生矛盾。
为维护国家权益，张学良任命莫德惠为中东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临危受命的莫德惠力邀周沆同行，聘其为理事。1930年，周沆毅然向贵州省主席毛光翔请辞贵州驻北平办事处代表一职，同时辞去京师大学堂教授等职务，追随莫德惠奔赴哈尔滨，投身铁路事务。
不久后，国民政府派遣莫德惠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参与中苏谈判，他暂离东北。周沆则留在哈尔滨，代理其总公司中方督办工作，成为彼时中方事务的实际主持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1932年中东铁路总公司被封锁。曾外祖目睹侵略暴行，义愤填膺，决然离开哈尔滨前往大连。临行前，他伫立在寒风呼啸、波涛汹涌的松花江畔，望着公司大楼，心中悲愤如潮，默默期盼东北的春天、中国的春天早日冲破黑暗。他大概不曾想到，东北的春天需漫长等待才会苏醒，而他人生的另一个“春天”，正悄然酝酿于大连的街巷间。
早在赴哈尔滨前，周沆便在1927年敏锐意识到研究东北历史的迫切性，着手编纂满洲（东北）史地志书。1931年，这部著作的初稿杀青；1932年，他毅然离开伪满洲国势力范围，同年6月辗转隐居至大连湾——这片当时尚不属于伪满洲国的土地（今属大连辖区），借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深宅大院栖身，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满洲水道源流略考》与《满洲编年记要》的终稿打磨：修改字句、调整结构、完善考据，直至1933年两部著作脱稿，才返回北平。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的傀儡政权多次拉拢周沆。据记载，伪满派使臣到哈尔滨以许以“国务总理”“国级”职，并以“跑马圈地”为诱饵拉拢，为了躲避纠缠，周沆于同年离哈市赴大连。当时正在修订书稿的周沆冷冷回应：“我笔下的‘满洲’，是中国的东北；我修的史，是华夏的疆土志。若为割裂之论站台，便是辱没斯文，愧对先祖。”来人离去后，他连夜校订书稿中涉及“国界”“主权”的章节，特意在《满洲水道源流略考》中增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中国内河”的考据，以笔墨坚守领土主权底线。
隐居大连时，他刻意避开伪满官员的所有应酬，只与几位不愿附逆的老学者往来，话题始终围绕古籍整理与边疆史地。一次，伪满通讯社记者伪装“书友”登门，试图套取他对“日满亲善”的看法，他察觉后当即下逐客令：“我一介书生，只知著书立说，不懂什么‘亲善’，请回吧。”事后他感叹：“身处沦陷之地，沉默亦是抗争——不与之为伍，便是守住了读书人最后的体面。”
从1932年伪满成立到1933年离开大连，周沆的立场始终清晰：坚决拒绝与傀儡政权合作，以“不妥协、不附逆、不沉默”践行“家国同构”的价值观。他的“不妥协”，在于对伪职的严词拒绝；“不附逆”，体现为与伪满势力划清界限；“不沉默”，则藏在著作的字里行间——通过史料考据隐性驳斥伪满“独立”谬论。这种立场根植于儒家教育与民族觉醒意识：作为科举出身的文人，他懂“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与国家归属；作为东北史学者，他深知这片土地与中原的血脉联系。
《中国河湖大典》党连文所写的《序》中，有关于《满洲水道源流略考》的整理说明；姜亚沙编著的《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满洲编年纪要》也详细记载了此事。“1931年前，周沆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他堪称当时最早研究编纂东北史的学者之一，金毓黻、傅斯年、梅贻琦等大师对他的学识钦佩不已，皆尊称他为老师。曾外祖一生笔耕不辍，除上述著作外，尚有《汨罗吊灵均》《读穷碑释峋缕》《（光绪）浪穹县志略》《中华民国省区县名歌括》《牂柯馆纪》《印山草堂劫余吟草》《云南片马考察记》等颇具学术价值的书稿。
其中《中华民国省区县名歌括》尤具特殊意义：它不仅是为纪念北伐胜利、东北易帜、中国实现名义上的统一而作——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一历史时刻，既象征着军阀割据旧时代的落幕，更预示着民族统一新时代的曙光初现——更重要的是，这部篇幅精短的著作，实则是周沆后续编纂《满洲编年记要》与《满洲水道源流考略》的总纲与基石。
这种“先立总纲、再述分野”的治学路径，暗合了中国史学传统中“通史为经、专史为纬”的书写脉络：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阔架构，到地方志“先述舆地总貌，再分记山川、人物、艺文”的体例，历代史家皆讲究“以一统摄万殊”——先确立国家与民族的整体框架，再于其中铺展区域史、专门史的细节。
周沆以全国政区为纲，锚定“东北乃中国疆域不可分割之一部”的核心认知，再深入考辨当地的历史脉络与地理源流，恰是这种传统的近代延续。这种书写不仅让地方史研究避免了沦为碎片化记录的风险，更以学术实践呼应了“治史当明疆域沿革、辨民族源流”的古老传统，使个人著述既具时代针对性，又深植于史学文脉之中。
1933年，他从大连返回北平。1937年8月，北平沦陷前夕，日军磨刀霍霍，准备进攻这座千年古都。危急时刻，胡适、梅贻琦、张怀九、傅斯年与曾外祖等北平文化名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案：北平九门各派一代表与日军谈判，反对武力毁城，史称“九门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委任周沆为九门首席代表。他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协助北平市长张自忠与日军艰难谈判。经他和同仁们的据理力争，日军最终同意中方要求——北平多数古建筑与文物得以幸存，宛如在战火中找到了庇护所。同月28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也随国民革命军撤出平津，为国家保存了文化火种。而在北方冰天雪地中，始终陪伴曾外祖东奔西走、为他抵御严寒的，便是这件黑呢大衣。它不仅是衣物，更是那段波澜人生的见证者。
周沆所处的时代，风云变幻，风雨如晦。他在清朝考中进士，清末、民国时期担任过各级官吏（《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有详细记载），编撰了诸多著述。从履历可见，他一生始终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上，做着应做之事，正如自拟碑文所写：“呕心沥血……”以一己之力坚守抗日阵线。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贵州省人民政府聘为文史馆员，是该馆唯一一位进士出身的馆员，继续为文化事业发挥余热。
1979年，我离开贵阳前往云南参军。期间家里搬家，等我归来，装着曾外祖旧呢大衣的木箱已不知所踪。如今回想，仍觉手中留存着外婆的余温，心中满是对曾外祖的思念与敬意。
岁月如白驹过隙，往昔渐远，斯人长眠。但曾外祖的事迹与精神，如不朽丰碑，永远屹立在家族记忆中。他在民族危亡时展现的气节与奉献，不仅是家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当今时代，我们更应铭记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激励后人坚守正义，为国家民族的繁荣贡献力量。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我敬爱的曾外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