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自此后人生就只有归途,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也没了自己的观众,你可以荣华富贵也可以穷困潦倒,对于别人也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会有人以你为荣也不会有人以你为耻,猛然间好像缺少了一种束缚,继而又觉得无所适从,活着也就仅仅是活着而已,奶奶曾经说“活着,也就是活人闹世界”,曹雪芹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怎么说,闹世界也好,上场下场也罢,活着你就需要好好地活着。
我们家在三队,母亲的娘家在五队,相隔大约有一公里,冬天我们常常吃同一个涝池的水,邻近的少数民族成立县的时候,小舅舅跑到那里找上了工作,在那里立了户,后来招了干,日子过得好了就把外爷和外奶都接到了那里(我们称外公、外婆为外爷、外奶),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母亲要去外奶家就需要早早出发,那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过程,头天晚上母亲已将要拿的东西都收拾好装到了提包里,第二天早上鸡第一遍打鸣母亲就要背着提包,领着我或是弟弟向“三子棱”出发,“三子棱”是到外奶家的一个坐车点,也是一个山梁的名字,也许是到那个乘车点需要翻过三个山梁,或是那个地方有连续的三个山梁而叫做“三子棱”,“三子棱”离我们家可能有七、八公里,中间要越过摆浪河,披着黎明的星光,背着提包,领着我或是弟弟,穿越在河底或是山峦之中,那是一幅凄美的画面,但母亲很兴奋,总是说说笑笑,一边鼓励我们要走的快一些,一边又要提醒我们不要绊倒了,我们在迷迷糊糊中随着母亲向三子棱奔发,在我的印象中,由于交通极不发达,母亲只有一年甚至两年才能去一次外奶家,也许走一次外奶家就是母亲的一种“盼头”,长年累月的忙于田地里,走一次娘家就成了一个极大地奢望,走外奶家一般都是冬天,穿过河坝进入山峦后天光已经放亮,呼出的水蒸气凝结在棉帽上、头巾上、眉毛上,我们和母亲都变成了“白毛女”,太阳出来后,冰花融化成一滴滴水珠滴落在脸颊上湿漉漉的,有时还要用舌头舔一下,一般九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三子棱”,常常车还没有到,有时还会遇到其他的等车的人,很多时候都只有我们母子,不管有没有人我们都会在附近找些柴,在那个地方笼上火,等待着班车的到来,此时我们母子的脸上都会显出幸福的笑容。现在想来,母亲回一次娘家是多么的不易,一年或者是两年,在这期间和外奶家的信息几乎是断绝的,偶尔有从那边来的人母亲都要去打听一下外奶的情况,或高兴或流泪,但过了那个晚上第二天都将会又要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去,有干不完的活再等着她去完成,只有收成好些或是有什么事才能去看外婆,虽然去一趟外婆家要酝酿好长时间,也很辛苦,但对她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
我们家有七口人,父母和我们弟兄三人还有奶奶和小姑姑,姑姑体质弱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奶奶要操持家务,我们家的主劳力就是父母,那时候生产队分粮食除按人头分以外还要按工分分,为了多挣点粮食,母亲总是干最辛苦、工分最多的活,由于母亲不惜力,生产队的人都喜欢和母亲搭伴干活,特别是联产承包时期,我们家虽然没有亲门子,但母亲很吃香,记得那时候自己搭组割麦子,母亲的那一组总是割的最多的,有时几乎是别的组的两倍,在那炎炎夏日我们跟在母亲后面玩耍,母亲每每都是一口气割出一趟才能站起身歇一下,有时看看落在后面的同组成员又回过头来迎上去割,我们常常引以为豪,觉得母亲真厉害,后来土地承包到户,也只有我们家父亲和我们很少割麦子,我们家的麦子几乎全是母亲一个人割的,现在想来那是多么的辛苦,我们现在若稍佝偻一会儿,腰都觉得好像折了,那时母亲也已四十多岁,每天都要割一亩五分地的麦子,辛苦可想而知,“年少不知父母苦”,那时的我们只知玩耍,根本不知道父母的辛苦,母亲有一顶自己做下的白布凉帽,找了铅丝弯成圆圈后绷上白布帽顶,就成了一顶凉帽,遮阴效果很好,那是独一无二的一顶凉帽,在整个夏天母亲上工时都戴着它,我们放学回来去背草、去送水、去拾麦穗,都奔着那顶凉帽找去,就能找到母亲,每每一季凉帽就会晒黄,泛黄的凉帽往往都要伴随母亲劳作几年。
母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地里干活,只有农闲时节和刮风下雨确实不能上地时才会在家,这时母亲就会代替奶奶给我们做饭,母亲的碱面做的很好吃,那时用的都是蓬灰烧碱,提前泡上蓬灰水,用蓬灰水和出硬硬的面,吃到嘴里才能滑顺力道,那时候没有多少菜,我们拌上油泼辣子和醋,拌上洋芋丝就是一顿大餐,现在想想都足以让人流口水,虽然吃的食物很少也很单一,但奶奶和母亲总能变出好多花样,让我们吃饱吃好,小时候很少吃别人家的饭,即使偶然吃上一顿,在我的印象里也总没有自家的饭好吃,随着天气的变化,整个夏天我们都盼着应季的美食,榆钱子、苜蓿饺子、鸡蛋韭菜。。。。。。奶奶和母亲总会在那些节点上满足我们的食欲,亲戚们也都常夸我家的饭做得好,奶奶和母亲的面活好。母亲的针线活也很好,在农闲时节,母亲就要加班加点给我们缝补衣服、制作鞋子,那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几乎耗去了母亲所有的闲时间,很多针线活都是在煤油灯下面完成的,每每我们一觉醒来,总发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们补衣纳鞋,这种画面常常出现在我的梦景中,我们家的缝纫机买的比较早,母亲琢磨着很快就学会了这项技艺,记得有一年父亲到嘉峪关搞副业,工人给了父亲一些旧衣服,母亲来了给我们进行了翻新,我们穿着翻新的旧衣服去上学,同村的人都夸母亲的手艺好,同学们也很羡慕,还夸我们像电影上的“小少爷”,我们虽然羞红了脸,但心里还是很自豪,那些翻新的旧衣服伴随我上了好几年学。后来,村里时兴绣花,母亲也很快就学会了,从串村的货郎子处用鸡蛋换上丝线,抽空绣成各式各样的扇(盖)单,盖在被子或沙发上,屋子里马上鲜艳起来,后来不流行扇单后,母亲的那些作品都保留着,母亲去世后由于收拾的匆忙,这些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
我们长大后先后离开了父母,后来奶奶又去世了,家里就只有父母,诺大的院子里六棵孤傲的松树挺拔在那里,为空寂的院落增添了一点生机,虽然人少,但家里经常打扫的干干净净,母亲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每天都按时按点的起床、打扫卫生、做饭、上地操持着家务,父亲有时到亲戚家晚上不回来,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人,我们问母亲晚上害怕吗?母亲总说不害怕,但我们总觉得有些孤寂,偶然回到家里,在寂静的夜里听着窗外风吹着树叶“莎莎”的声音,常常觉得“空寂孤静”,再后来搬到了城里,认识的人越发少了,母亲更加很少和别人打交道。父亲去世后,弟弟买了房子,母亲搬进了新房,这是一件大事,终于结束了租房的时代,母亲把房子打扫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还是以前的老习惯,在沙发上、被子上都盖上了以前自己绣下的单子,新房子前面有块菜地,母亲的生活开始充实起来,我发现母亲也快乐了,这样过了一年多,我们发现母亲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她开始变得有些迟钝,也不喜欢和人说话了,我们都认为是岁数大了,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直到有一次,同事打电话说母亲找不到家了,在他们的小区里,我们才意识到可能有问题了,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诊断出是小脑萎缩,虽然也吃了一年多的药,但这种病进展很快,症状也各不相同,就这样母亲在病魔的折磨下,挨过了三年多的日子就离我们而去了。
“亲在身边不知事,轻狂自负胡乱行,待到悟懂个中情,人去楼空独叹息”,不曾刻意理解过父母,总自以为是的按自己的认知理解父母,此时想来常常都是“谬之千里”,不否认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按我们的做法做出的事又给他们带来了多少伤害,此时只能独自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