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终归不是机遇，而是昙花一现的一点点幸运火花。
在集贤院大放异彩之后，杜甫万没想到自己得到的依然只是冷处理，投诗干谒的日子竟然还要继续下去！长安人又何曾想到，这个在饥寒交迫中苦挨岁月的背时者，将会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诗圣”的殊荣呢。
人若到了这般境遇，真恨不得“只依靠大地的香气而生存，如同植物受着阳光、空气的供养”。病急乱投医，为了生计只有更降低道德底线，杜甫甚至托人去走杨国忠的门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杜甫常年困居长安，已经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抢购降价官米的地步，曾以为近在咫尺的远大前程一天比一天更显得遥不可及，人也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年已不惑的伟大诗人就这样养成了最标准的愤青心态，一如今天的愤青一样，携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负能量开始抱怨起社会的不公。如果诗人有幸接受今天那些人生导师的真诚指点，或许会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过于高远的理想，踏踏实实地找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过一种自得其乐的小市民生活，相信社会上一切所谓的不公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做人还是务实一点的好，“市侩”这个词虽然听上去有点刺耳，照其标准生活起来其实绝对会愉快很多。
人生有所追求，往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几乎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只要调整一下心态就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杜甫的问题是，取法乎极上而仅得乎极下，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过于强烈，而性情的执拗与内心的坚守又不容许自己做出过多的妥协。这是一道无解的人生难题，不是渺小个人的任何努力可以解决一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