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不动、躺不平、摆不烂

育儿焦虑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

全书用经济学解释了家庭如何做出生育决策、如何进行教育投资、以及选择怎样的教养方式。

发展心理学上的教养方式

借鉴发展心理学的概念，全书探讨的教养方式主要包括：专断型教养方式、放任型教养方式和权威型教养方式。

专断型教养方式：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

放任型教养方式：遵循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

权威型教养方式：采取折中手段，父母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们的价值来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

文中提到了近几十年来在富裕国家愈发兴起的“直升机育儿”，即高参与度、高时间密度、高控制度的抚养方式。

用经济学解释教养方式差异那么，是什么决定了父母会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呢？

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流行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呢？

作者从育儿经济学角度主要关注了社会经济环境、经济不平等和父母软实力的影响。

与百年前流行的放任型教养方式不同，近几十年来富裕国家中“直升机育儿”兴起，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养子女的重要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

调查数据也证实，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参与型父母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并获得更高的学位。

父母出于以上期望选择了更加密集的教养方式。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理性反应。

从全球各国教养方式的差异来看，高度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助长了密集型教养方式。

除经济因素外，在公民自由有强力保护、腐败程度低以及司法系统完善的国家，父母更加放任。

教养方式不仅在国家间存在差异，在国家内部也有不同。

即便所有阶层都有向密集型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但在更具有优势的阶层，这种倾向更加强烈。

总的来说，不平等的加剧增加了育儿的利害关系，其中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是最大的。

财务约束、育儿时间、家长学历、贫富婚姻差距进一步恶化了育儿差距。

反过来，育儿差距将产生更多的不平等，育儿差距变成了育儿陷阱。

但这种结果并非不可避免，政策干预可以减少育儿差距。

其中包括解决育儿差距背后的不平等和侧重于弱势群体教育的政策。

历史上的育儿趋势变化

历史维度：专断型教养方式的消失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影响，相较于前工业化时期的低技术变化率以及低职业流动性，现代经济中孩子从“独立”的品质中获益更多。

因此，专断型教养方式开始衰落。

性别维度：如何养育女儿的差异性别劳动力分工反映在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育儿差异上。

工业革命以后，性别角色的差异达到了顶峰，就业市场中女性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歧视性壁垒。

家和工作地分离的新情况让已婚女性不再参与正式的劳动力市场。

成人性别角色差异很快反映在对女孩和男孩的教育上。

对于女孩来说，教育局限于她们未来的家庭主妇角色范围内。

与男孩相比，在正规教育的读写和算术能力教育上有着显著性别歧视。

20世纪，技术变革改变了就业市场对特定技能的需求。

体力重要程度下降的同时，认知和社交能力变得愈发重要，加上家庭中的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家务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女性出现在正式职场上。

随着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提高，对女孩的教养决策逐渐从培养家庭主妇转变为职业女性。

父母越来越有动力为女儿提供良好的教育。

但如今性别工资差距依旧存在，发展中国家性别不平等和女孩歧视现象与父母教养决策面对的激励紧密相关。

家庭规模维度：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

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的人口总量所需要的总生育率是2.1左右。过去两百年最大的特征之一是生育率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长。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们生多少孩子的决策也可以用他们面对的激励来解释。

工业化对人力资本有了更高的需求，管理部门和公共部门文职人员需求增大。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教育回报率突然增长使教育兴起。

孩子在父母眼中变得“昂贵”起来。

父母转向拥有小家庭，这也创造了现代教育导向的中产阶层家庭。

阶级维度：贵族、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育儿价值观在过去几百年中，社会阶级的界限比现在明显得多，生活在不同背景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期待完全不同。

前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重视勤奋努力。由于工人阶级从事的工作对正规教育（识字、计算）没有要求，教育缺乏实用价值。

贵族的财富建立在土地上，因此贵族与体力劳动毫不沾边。贵族父母几乎没有动力向孩子灌输职业道德，反而是教导孩子享受优雅的休闲活动。

第三个重要群体是由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关键特征是教育的重要性和专业技能的获取，主要通过漫长的学徒形式习得技能。

中产的育儿价值观精髓是希望子女过的比自己好，格外强调耐心和长远考虑的重要性。

不同阶级的教养价值观由经济激励推动，也对工业化后不同社会阶级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工业化后实物资本的积累成为了财富的关键。强调耐心和延迟满足的中产阶级从新机会中受益最多。

时至今日，社会阶级差异虽然依旧存在，但显然比前工业化时期轻微得多，中产阶级所推崇的耐心、崇尚教育和社会阶层提升的价值观也被大多数人所采纳。

政策如何影响教养方式

教育系统是不同国家教养方式决策的一个有力决定因素。

有些情况下，教育制度强化了经济基础对教养的作用。

例如，美国和中国都是收入不平等、教育回报高、社会保障薄弱的经济体，这些特征促使美国家长和中国家长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

教育系统，即顶尖学校的激烈竞争和高风险考试增强了家长采用密集型教养方式的激励。

而在北欧国家，如芬兰和瑞典，高度社会平等和低压型学校相结合，经济基础和教育体系共同激励家长采用放任型教养方式。

另一些情况下，经济基础和教育系统的激励作用相反。

例如法国和日本，虽然都有着较低的经济不平等成都，但高风险考试的教育系统让这两个国家的家长具有一定密集型教养方式的特征。

最近一个广泛被讨论的现象是“中产阶级的空心化”——相较于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中等技能的职业正在缩水。

未来发达国家的家长会面临新的问题——新技术将淘汰一些今天看来都最有声望的职业。

当即使拥有名牌学校的学位，孩子的职业前景也不那么明朗时，选择正确的专业将逐渐变得比进入正确的学校更加重要。

更多人感受到的现状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标尺竞争”。

标尺竞争：社会规则如果不能公平地让人们分享利益，这个社会就可能陷入高度竞争的陷阱，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努力想要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想要胜过别人而进行的这种投入，可能会大到压过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好处的地步。

一旦陷入了这种竞争社会，越来越密集的教养方式可能类似于无效率的计划。

减缓不公平和育儿差距的政策未来，经济趋势会扩大不同背景孩子之间的育儿差距，因而加强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限制社会流动。

公共政策可以影响不公平程度，例如通过税法的累进性、转移支付和养老金系统的再分配等。

家庭政策的维度也很重要，金融资源和时间的匮乏都使贫困家庭很难给孩子提供赋予家长所能给予的机会。提供高质量日托、亲子假、早期育儿干预等政策会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