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1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三卷-08
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
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湮灭难寻。
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
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了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
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选择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
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地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
大地上有河流，就像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像阻塞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跟着也到了。
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善为川者决之使道】；
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善为民者宣之使言】。
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当时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
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
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
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兴建住宅，遂成村落。
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
感思：黄河既是一条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喜怒无常、难以驯服的“忧患之河”。
黄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千年治理难题”，其背后是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
黄河流经世界最大的黄土高原，裹挟了巨量的黄土泥沙。古人形象地称之为“一石水，六斗泥”。这使得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进入平坦的华北平原后，水流速度减慢，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
年复一年，人们为了防洪只能不断加高堤防，导致河床高出两岸地面，形成“地上悬河”或“悬河”。一旦决口，河水便从高处倾泻而下，造成毁灭性灾害。
在古代技术条件下，治理黄河是一个几乎无法彻底解决的工程难题。正如贾让所言，历代治河始终围绕“堵”（筑堤束水）与“疏”（分流导滞）两大策略争论不休。
“堵”见效快，但长期来看会加剧泥沙淤积，抬高河床，为更大的决口埋下隐患；
“疏”更符合自然规律，但需要迁徙大量人口、占用广阔土地，社会经济成本极高。
同时，治理黄河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问题。
黄河水系庞大，流经多个省份，需要跨区域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能否有效组织人力、物力治理黄河，是检验一个王朝是否强盛、中央政令是否畅通的重要标志。
王朝强盛时（如汉、唐、清前期），治黄往往有力；王朝衰落时，则往往力不从心，河患加剧。
治黄需要征发数十万民夫，耗费巨额国库银两，是历代王朝最大的财政支出之一。
一场大决口足以拖垮一个鼎盛王朝的财政，如清咸丰年间的铜瓦厢决口，就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使清廷雪上加霜。
作为主管官员，平当敏锐地指出了当时治河策略的困境：
只知道一味加高堤防，而忽略了古代经典中“疏浚”的根本智慧。
他上奏请求广泛征召天下有真才实学的治水人才（“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这为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政治条件。贾让正是在平当的推动下，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其卓越才能。
贾让在史书中仅如惊鸿一现，但其《治河三策》却成为中国水利史上不朽的文献。
作为“待诏”，一个等待皇帝诏命的顾问官员，他能提出如此系统的治水方略，可见其学识渊博、观察入微。
他不仅是水利专家，更是一位深谙治国之道的思想家。
贾让将治水之策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顺应水性，迁徙民众，给黄河留出充足的行洪空间；
中策：开凿渠道，分泄洪水，并发展灌溉；
下策：一味加高堤防，与水争地。
这种分类法展现了他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将治水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提升到了国土规划与民生安顿的层面。
贾让提出的“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将治水与治国巧妙类比。
治水要疏导而非堵塞，治国要让民众畅所欲言而非压制言论。堤防如同言论压制，短期内似乎有效，长远却酿成更大灾祸。
这种“疏导哲学”与同时代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汉代思想的开放特质。
贾让的治河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代贾鲁、明代潘季驯、清代靳辅等治水名臣，无不从贾让《治河三策》中汲取智慧。
直至今日，中国的江河治理仍遵循着“疏导为主、堤防为辅”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