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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艰难的选择（1）

袁雨潇一听到房子有一个共有产权人“倪莎”时，脑子一下嗡嗡的。倪莎是他前妻的名字。他十分困惑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因为他与倪莎早已离婚，协议明确，这房子产权全归他。柜台里面告诉他，即使有协议，也必须倪莎本人前来签字确认。

但倪莎已经去世多年。

柜台里面把他准备用于房产过户的一叠资料推出来，头顶上便响起呼唤下一位的声音：“请A099号到二号窗口……”袁雨潇只能带着一肚子问号让开柜台。

一转头便面对了买主一连声的埋怨，买主说他买这个房子是准备用于出租，如果不能及时办好过户，将影响到他一揽子计划。袁雨潇只好转头埋怨中介公司的小毛，说房子挂在中介四个月了，公司如果在这段时间早点来调档案，那自己就能提前发现这个问题，有足够时间赶在这次卖房过户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站在买主和卖主两头的指责中间，小毛只能一直陪着笑脸。然后卖主对袁雨潇说，我等你们的消息。不过我们是有合同的，逾期不能顺利过户，按合同收违约金。说完扬长而去。

袁雨潇准备卖出的这一套房，原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所在的区税务局的福利分房，后来房改，他又以个人名义买下来的。他一直以为这就是他个人的房子，尤其是与倪莎明确签订了离婚协议之后。

没想到今天被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袁雨潇第二次去交易中心时，带着由民政局骑缝盖章的离婚协议复印件，但二号窗口告知说，离婚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除非是法院的判决书。

或者，让单位出具证明。

袁雨潇第三次去时，带着单位证明，二号窗口告知，要红头文件的形式。

袁雨潇第四次去时，带着套红文件，二号窗口告知，还是应该要市政府房改办下文。

袁雨潇心怀忐忑地找到市政府房改办。前台说从未处理过这样的事情，让他去楼上找一个处长。楼上的处长答复说不可能办理，当年这资料是由你们单位报送来的，责任在你们！袁雨潇小心翼翼地解释自己并非来追究责任的，是想请求你们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责任当然是我的。处长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的单位重新出具红头文件，说明对所有后果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袁雨潇有点犯嘀咕，事情过去二十多年，局领导都换了好几届了，这责任怎么担。但他也没有第二条路，只得再次回找局长，局长倒是痛快地同意将上次的红头文件加入承担责任的内容。

第二次去房改办时，处长看了一会，想了一会，说，承担责任的主体不能是你个人，必须是你们单位！

袁雨潇只得回到局长这里。局长说房改办与我们是平级单位，我们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它凭什么要求我们怎么写！

袁雨潇的头就有点大了，他没想到这居然能联系到单位的级别问题上去，在他的观念里，这大概不能算是房改办的要求，而应该是一种法律的“要求”，房改办并不是在发“命令”，而只是提出一个例行公文标准而已。他还不能用这话来顶局长，只好就着这个单位级别说事，说明当年上报资料的是我们局下属的房改办公室，业务上是受市房改局领导的，这个意义上，他们作出这样的要求不算没尊重级别。现在分局房改办公室撤了，当然属于它的责任，就转移到分局来了。这么着吧，在内部，我个人对单位承担所有责任，对外，单位帮我承担一下。

这个不行，万一有什么后果，谁敢负这个责？我们红头文件都清楚无误地说明了当年的过程，并承认了上报的资料的错误，就行了嘛！你去房改办与他们争取这个权益，他们如果不办，可以告他们不作为！

局里不担责的理由如此充分，可是让他个人去告房改办，摆明了是以卵击石了。但袁雨潇也没办法，在两边的领导之间，他也只能像中介公司的小毛那样一直陪着笑脸。于是第三次来到房改办。那位处长告诉他，这个资料是不可能更改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袁雨潇一听没有先例，就知道难办了。因为第一个螃蟹难吃，他又没有足够能量让房改来为他开先例。所以——处长说，你要么就回去说服领导，要么你还是去找交易中心，让他们酌情处理！反正我们这里没办法！

袁雨潇只好第五次来到交易中心。

二号窗口说，房改办是我们的领导单位，房改办不出文，我们怎么酌情处理，谁担这个责？如果这条路不通，建议你去公证处，让倪莎亲属将他们该继承的产权转让给你，公证确认。

跑到第五次，交易中心总算又指出来一条可能的路。这就跟游戏过关一样，不玩到一定的经验值，就不能升级。

不过，这条新出现的路，好像更让人望而生畏。

当然，一般说来，有选择余地，总胜于华山一条路。但对于袁雨潇来说，并没感到情况变得更好，因为他历来都害怕选择，以往经历告诉他，凡是需要选择的事，往往很难选择。生活总是如此，怕什么就来什么。每次的选择，当时看来似乎合理，回头去看却又未必。

比如说，他人生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就是进大学，还是进税务局。

那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