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回首的一年（ 五）
配型之难
爱人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有责任有担当，婚后多年对我、我们的孩子、我的家人都很好，在他抑郁症之前，在我们的相处模式中，他宽厚体贴处世周全，我则有些小女人，单纯而矫情，父亲去世前对母亲说：他最放心的就是我，因为爱人不管是人品还是能力都深得父亲信任。甚至在爱人曾因工作而配合纪委调查之时，他也是先找朋友们，拜托他们在我不能应付生活琐事时施以援手。
我对生活重担的承担是从爱人抑郁症之后开始的，在他与抑郁症这么多年的抗争中，他依然是努力而体贴的，只是心理承载力越来越弱，以往，在引发他情绪的日子里，我会陪着他，与他一起散步一起说话慢慢熬过那段时光。现在，我没有时间与精力陪伴他，他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单一地沉浸在情绪中，等待它的消解，他不仅要单枪匹马地与情绪做斗争，而且他还要在孩子的治疗中承担别人不能替代的父亲角色。
这个角色首要做的事情就是配型，与孩子做配型，做供者。
我们年过五十，在医生的评估体系中，即使身体健康，也是属于排异风险几何倍数增加的供者，同时也是细胞活性不足的供者，但是，爱人情况更糟糕，孩子的确诊让他的病症不出意外地复发了，失眠、思绪混沌，但是又不得不跟医生沟通，不得不面对孩子的病症并进行一些比较艰难的抉择，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一切，这个以前不管心理医生用什么技术都难以打开泪腺的男人，现在因为孩子很多次躲在外面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也心疼我，不忍心再给我百上加斤，于是他只有加药，一直加药，直到他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
他是勉强可以撑得住了，但是身体更差了，细胞活性在药物的作用下是否还能再给孩子一次生命？这是我最担心与忧虑的，不管他为了孩子每天跑步多少公里，不管他为了孩子寻找了多少方法企图来让自己静下心来，都抵御不了加药带给我的忧虑与焦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