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小人之尤者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太宗两任皇帝定下规矩，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赵官家是这样说的，也基本做到了。
有宋一朝，皇帝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士大夫对于朝政的影响和干预也是蛮深刻的。
有些事情，皇帝说了，大臣未必会照着去办，大臣有疑问，皇帝却必须要给予答复。
宋朝的士大夫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党争与权力斗争的尔虞我诈之后，为国为民的贤人或被排挤打压得不到重任，而奸邪之徒则充斥朝堂，到了徽宗时代，处于庙堂之上的多数士大夫内心，先忧天下的情结已经所剩无几。
到了蔡京为相，则更为不堪。
作为宰相，辅佐帝王治理国家是其本分，而蔡京在这个位置上却引导皇帝兴土木，行奢侈，乱法度，做的出格事罄竹难书。
著名史学家蔡东藩评论蔡京为“小人之尤者”。一点都不冤枉他。
当年蔡京眼见得守旧派得势，一夜之间从革新派阵营反水，返身做了守旧派的马前卒，受到过司马光的表彰。
如今，皇帝要粉饰他老子和哥哥的政绩，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革新派的操盘手。
见惯了风水轮流转的政治倾轧和派系纷争的残酷黑暗。如今做了革新派领头人的蔡京非常担心哪一天守旧派会卷土重来清算自己，于是就对守旧派痛下杀手。
徽宗继任的时候，元祐时期的守旧派大臣在哲宗的打压下死的死，散的散，已经没剩几个了。
但蔡京仍然不放心，他还要痛打“落水狗”，不仅对守旧派成员本人进行坚决打击，而且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想着法子整治。
蔡京下令要求朝廷官员列举守旧派的罪状，把赏识和嘉勉过他的司马光一帮守旧派官员三百又九人认定为奸党，还在文德殿门前立了一块石碑，并亲自书写碑文记录这件事，是为党人碑。
不仅如此，他还大造舆论，广泛宣传遍告全国守旧派的罪行，唯恐天下人不知“奸党”的劣迹。
蔡京把守旧派打倒在地，还狠狠地踩在脚下，不置“奸党”于死地绝不罢休。
守旧派本来已经人才凋零，而今落到蔡京手里，死了的被点着名作践，活着的则是遭了大罪，被一个劲往死里整。
整死了守旧派本人还不算，他们的亲属、朋友、学生等也受到牵连，有官职的削职远谪，无官职的则世代取消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资格，而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或公开反对其作为的，则被抓捕收监的也不在少数。
守旧派及他们的后代亲属中，享受朝廷特殊待遇有官职的人不在少数，蔡京一时不能把这些人怎么样，但规定他们不能在京城附近做官居住，一定要贬斥发配边远贫困地区去接受再教育。
蔡京作为曾经的守旧派急先锋，如今对付起他曾经的战友来，不仅手段残酷，而且一来就是斩草除根的架势。其为人之凶恶可见一斑。
政治上的残酷倾轧和派系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还不能够完全证明蔡京的无耻。他的无耻还体现在对皇帝生活作风的纵容和不良行为的教唆上。
前面提到,蔡京撺掇着徽宗铸九鼎，以展现王朝的强大和武功。好大喜功的徽宗被蔡京忽悠着早已经飘飘然，听说九鼎代表天下一统和王朝兴旺发达，代表着帝王建立了丰功伟业。
徽宗自然不会认为自己不英明，配不上九鼎，于是就答应了。
负责铸鼎的官员拿到了朝廷的投资项目，个个中饱私囊，层层克扣项目经费，所铸铜鼎的质量因此大打折扣。
九鼎铸成了，需要举行一个庆贺仪式。
蔡京让人在九鼎中注满了香醇的美酒摆放在祭台上，满朝文武前来祝贺观礼，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代表着北方的那个宝鼎突然崩裂，酒浆全洒了。
这种事搁现在来看都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古人无法解释很多自然现象，特别畏惧奇异天象、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也就非常迷信。帝王担心失去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各种异象灾害尤其迷信。
宝鼎在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破裂，太不吉利了。
徽宗见此情景，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呆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蔡京急中生智，马上跪倒在地，挤出一副笑脸来，欢天喜地的对皇上说，陛下您看，北方之鼎破裂，预示着我们北面的强敌辽国要发生内乱，这是辽国灭亡的征兆，说明我们恢复故土，统一天下的时机来到了。
徽宗听了蔡京的解释，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心中的不痛快马上烟消云散，就继续和他的臣僚们推杯换盏，弦歌宴饮，浑不把鼎破的事情放在心上。
蔡京说的没错。此时的辽国正在疲于应付一个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女真人的全力抗争，而且已经到了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刻，就快招架不住了。徽宗也是知道这些情报的，所以才相信了蔡京的话。
徽宗相信了蔡京的话，却忘记了一点，他自己所铸的九鼎，象征的是自己王朝的东、南、西、北、中等各个地区的和谐与安定，与人家辽国灭亡与否毫不相干。
如今，北方之鼎在这样重要的仪式上破裂，难道不可以理解为是祸起北方的预警吗？
被奸佞小人包围着，沉溺于骄奢淫逸之中的徽宗，这时候早已经听惯了顺耳的话，且相信自己很有能耐，根本不愿意面对不好的猜测或预言，内心里没有一点点危机意识。蔡京才能几句轻飘飘的花言巧语就把徽宗给糊弄得欢天喜地。
北方之鼎破裂是小概率事件，蔡京的解释也算符合逻辑，徽宗可以不当回事。但来自天上的异象和术士的占卜，徽宗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崇宁五年正月，拖着长长尾巴的扫帚星在京城西方的天空中出现。这种天象被不懂天文知识的古人解释为对应着人间的某件事情，是上天向人间发出的警告。
这时候，正好有御史上奏章指责立在文德殿诋毁守旧派的党人碑触犯上天，术士认为异常天象对应的就是这件事。
蔡京打击守旧派不遗余力。守旧派反抗的力量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托亲靠友在皇帝面前说情，希望改善守旧派的境遇。徽宗为了显示帝王的仁爱之心，也有心为守旧派开脱。
既然蔡京的做法引起公愤，上天都发出预警了，就废除了压制守旧派的法令，把立在文德殿的党人碑拆除，顺带贬了蔡京的官，把他赶出中央机关，以实际行动争取上天的宽宥。
蔡京做官正在兴头上，皇帝忽然要赶他走，虽然内心有一万个不愿意，但圣意难违，不得已只好离开中央机关。
蔡京人走了，但他对朝廷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那些每天围绕在皇帝身边，侍奉皇帝睡觉、穿衣、洗脸、吃饭、玩耍的人早就被蔡京买通了。这些人时不时就在徽宗的耳边念叨蔡京的好。
朝臣中，蔡京的同党在徽宗面前逮着机会就为蔡京求情，帮着蔡京说话。耳根再硬的人每天听到同样的话，也会被软化。更何况，徽宗的耳根并不硬，他对善于阿谀的蔡京本来就没有多少恶感，反而更多喜欢。
处理蔡京与其说是徽宗应对上天警示的不得已，倒不如说是他本心就想杀杀蔡京的威风，打压他的气焰，让他不要大权独揽忘乎所以而已。借助天象说事，不过一个整人的借口。
过了一段时间，徽宗感觉教训蔡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也就不再提蔡京的过错，至于上天的异象警示云云，也就不再提起。
再说了，所谓异象与灾害，在不同的人口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未必非得应在蔡京身上。既然这么多人说蔡京的好，徽宗自己对这个乖巧的老头儿也颇多惦记，就想着找个什么样的理由把人召回来。
要撤销对蔡京的处分决定，并重新起用，一定要找个理由先。
于是，蔡京一党的人就为他炮制了一个开疆拓土的战功。他们把崇宁初年壮族土酋罗士念主动纳土归宋的事情认定为蔡京的功劳，为他办理了一张再次回到朝廷任职的通行证。
这样，被贬不到一年的蔡京官复原职，又回到了朝廷，继续担任宰相。不仅如此，他还因这个虚假的战功而拜为太尉，成为北宋王朝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
蔡京被贬斥没多久，皇帝又把他喊回来，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还好像亏欠他什么似的，给他加官进爵。
蔡京想，这次能够“翻身”，正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他更加坚定地欺上瞒下，打压异己，培植亲信，努力经营符合自己利益的关系网，更加起劲地鼓动皇帝奢靡享乐，毫不在意人心向背。
蔡京经常在徽宗面前说，咱朝廷的钱多的花不完，有了钱，就要会花，就要行乐，决不能做守财奴。
在蔡京这个“教父”的引导下，徽宗生活更加奢靡，大兴土木，上马了延福宫和皇家园林“艮岳”等一批大型工程，连年不断疯狂地征徭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在了百姓头上。
提到这些皇家工程，就该讲讲我们所熟知的“花石纲”了。
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花石纲”、“生辰纲”等名词为现代人所熟知，大家知道那个东西与皇家或达官贵人聚敛的财物有关，但为何称为“某某纲”，却不甚了了。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
简单地讲，“纲”是宋代各种供应朝廷的物资陆运、水运编队的一种称谓。运输某某东西，就叫“某某纲”。运输皇帝建造园林的奇花异石，就叫“花石纲”；运输给皇亲或达官贵人贺寿用的财物，叫做“生辰纲”，以此类推。
徽宗建造宫殿、园林，需要大量的奇石，花木。为了搜罗这些东西，蔡京在杭州设“造做局”，苏州设“应奉局”，在民间四处搜求各种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开封。这些运送花石的船队沿着运河一路从江南到开封，舳舻相接，络绎不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沿途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在征收奇花异石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百姓的压榨欺侮日渐严重。如果哪家有奇特的石头，或精致的花木，差官就带着士兵闯进哪家，用黄封条一贴，就是进贡皇上的东西了，还要求百姓妥善保管，如有半点损坏，就以“大不敬”罪名或罚款，或抓捕，凶狠地敲诈勒索百姓以自肥，很多人家因此被整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开征“花石纲”的始作俑者和大力推动者就是蔡京。蔡京为了讨好徽宗，从被贬杭州的任所回到京城的时候，就带了一批奇花异石送给皇上。最重要的是他还推荐了一位在办理花、石方面极有能力的人——朱勔给皇帝认识，算是为皇帝未来的建造宫殿、花园做了个人才储备的工作。
徽宗对蔡京给他介绍的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对蔡京自然就多出几分好感来，为他进一步被重用打下了情感基础。
“花石纲”开征范围广，时间长，规模大，严重影响了江南及沿淮河、汴河两岸人民的生活，以及当地的生产、商贸活动。老百姓受不了“花石纲”的压榨，揭竿而起，使本来就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北宋王朝雪上加霜。
“花石纲”从开征到结束，贯穿了蔡京执政的全过程。直到金人的铁骑屡屡威胁东京汴梁，徽宗无法应付的时候，才被叫停。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蔡京对北宋的灭亡和激起民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常行政中，蔡京也相当胆大。宋朝的制度规定，凡皇上的圣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由中书门下集体讨论议定后，令学士草拟，报送皇上批准，然后颁布。
蔡京做了宰相，知道自己很多做法不得人心，总担心有人反对他，于是很多事情直接迈过集体讨论这个环节，写密诏直接请徽宗批示颁布，还把这种做法称为“御笔手诏”。有认为这样做不妥或不配合的大臣，蔡京就以“违制”罪论处。
慢慢的，蔡京就掌握了皇帝的签字权，以后事无大小，也不分轻重缓急，蔡京都照此办理，其中自然少不了打着皇上的名义徇私舞弊的行为。还有的圣旨看上去都不像皇上的亲笔字体，大臣们明知蔡京造假，想举报，又担心打击报复，即使发现圣旨有异，也只装作没看见不做声。
见蔡京有如此能耐，朝廷贵戚、大臣们有升官、荫子等想法的，原先需要提出申请层层审批，经皇帝亲自批准才能办到的事情，他们也不再去求皇上了，转而去求蔡京。但凡求上门来的，愿意和蔡京结交的，蔡京都能帮他们把事情给办得妥妥的。
这样的事越来越多，蔡京有些应付不过来，就安排宦官杨球专门负责处理这种事。
杨球有模仿皇帝笔迹的本事，借着负责传达皇帝诏书的便利，与蔡京同流合污，炮制假诏书，人称“书杨”。
蔡京处能淘来各种诏书御批的事传的沸沸扬扬，成为汴京城中人尽皆知的秘密。蔡京就有些担心，怕被皇帝知道了受处分，但这时候他想停手都不可能了，那些拿着厚礼，走各种门路来求他办事的人排成了长队，哪一个都不好得罪，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
垄断了皇上的御批权之后，蔡京还打着恢复古制的名义改定官名，以仆射为太、少宰，自称公相，总管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甚至把公主的名称都改作“帝姬”。蔡京玩花活一出接一出，通过一系列华而不实的改革举措，把国家方方面面的政策解释权都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蔡京建立了自己的“一言堂”。他的管理方式造成的混乱很快就显现出来，三省的官员没有了定额，一切蔡京说了算。以至于官帽子满天飞，三省中的五品官数以百计。有的人身兼多职，领着十余项俸禄，而更多的人则只领薪水，却无事可干。
蔡京用自己的亲信魏伯刍负责国家专卖事务，让他铸造了百万缗钱币送给皇帝。徽宗见了非常高兴，拿着这些钱给手下的人看，还不无得意地炫耀说：“瞧，这是太师孝敬我的钱呐。”
徽宗见到蔡京送他的钱，非常高兴，听说铸钱的人是魏伯刍，就封他为徽猷阁待制，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做秘书。
蔡京举官不避亲，还让他的大兄哥韩梠做了户部侍郎。这哥俩臭味相投，经常凑一起搞阴谋诡计挑拨是非，把那些他们看不顺眼的，与自己不对付的官员全部赶出朝廷或罗织罪名加以陷害。
朝堂上正直的官员几乎被蔡京清理干净，剩下的不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便是与蔡京臭味相投的同伙。
蔡京和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同朝为官，儿孙们个个官至大学士，一家人担任多个实职官职。经过多年经营，蔡京不遗余力地编织了一张以他为首的权力网。蔡家的权势达到巅峰，赵官家的公司全靠蔡家人给经营着。
宋徽宗浑浑噩噩，只管享乐，要不是蔡家人全部包揽了赵官家的日常杂务，他根本没有时间享受生活，所以并不觉得蔡京弄权有什么不妥。
徽宗笃信一条，只要蔡京不造反，不抢夺他皇帝的宝座就行。
徽宗的自信还在于，他掌握着一个底线，从来没有把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交给蔡京，所以，他不怕蔡京胡搞，蔡京再怎么折腾，只要他一句话，就能把这个老头子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