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方言差异的产生原因
汉语各大方言，都源自于共同的母语，也就是说，方言是从古代汉语分化演变而来的。各大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差异。
那么，这些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主要和行政区划、地理条件、人口迁移、民族融合、语言接触等几方面的因素有关。
从政-治-生活来看，行政区域和方言区划密切相关。一些历史行政区域长期较为稳定的地区，行政区的分界线往往就是方言区的分界线。反之，行政区划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方言的变化。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湘方言”以“湘”字命名，因此人们往往会习惯性的认为，湘方言就是湖南方言。其实不然。湖南省境内的方言很复杂。除了湘方言外，还有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等。而湘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境内，但是并没有覆盖湖南全省，而是只分布在湘水、资水流域。与此同时，湘方言还超出了湖南省。广西东北部、四川、贵州、陕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都有湘方言的分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源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比如广西东北部的全州、资源、灌阳、新安等地通行湘方言。
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只要我们查看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就不难发现，这四个县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属于以“长沙” 为中心的行政区划。其中归属时间最长的全州等地，一直到了“明代”以后才归属于广西。也就是说，在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都与古湘语的大本营，同属于一个一级政区。
再来看福建的“莆仙”方言。莆仙方言是闽方言中的重要一支，通行于莆田市所辖的莆田县、仙游县、城厢区和涵江区。这些县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处于福州和泉州之间。历史上，莆田曾长期隶属于泉州管辖，早先的莆仙方言属于闽南方言系统，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设“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兴化军”是军事行政区域，后改为兴化路、兴化府，从行政管辖上已与泉州毫无瓜葛。而其地理位置上与省城福州临近，因此，当地方言逐渐受到闽东方言影响，最终自成一系，成为了闽语的一种次方言。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地理的阻隔会导致方言的差异。崇山峻岭、河流湖泊，往往会成为方言的“分界线”。南方的高山、丘陵、江河较多，这种阻隔往往有利于多种方言的形成。而北方平原连绵，有利于北方方言的融汇贯通，形成较大面积的方言区。
高大的山脉，会成为不同方言区的“分水岭”。比如说，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区与粤方言区，大致以南岭为界。闽方言区和赣方言区的界线，差不多也与连绵的武夷山为界。
除了地形以外，河流也是方言分界的因素。比如，潮汕话与客家话的分界，是和韩江的流向基本一致。
在方言区的“内部”也大抵如此。福建地区多山地，全省面积的90%以上都是山地。因此，闽语内部的差异就要大于其他方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浙北有钱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浙南则多山地。因此，南部吴语的内部差异要大于北部吴语。
几乎所有汉语方言的形成，都与人口流动有关。像南方的粤语、闽语、客家方言，都是不同时期从中原地区移民南迁而带来的方言。这些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汉语的成分，但是，又与居住地原有的语言产生了融合。
以客家话为例，客家话的形成和发展，与古代北方居民的大规模南迁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比起黄河流域，经济还没有得到开发。从西晋开始，北方汉族居民为躲避战乱，大规模南迁。有些人更长驱直入到了岭南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其后，从唐代安史之乱到了南宋时期，也有过类似的大规模南迁。据历史记载，这样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共有五次。宋代时，广州梅州一带的北方移民后裔，与“新移民”的合计数量，已占到当地居民的多数，而他们的语言却仍保留着北方原籍语言的特点，与周围原住民的语言比起来，差别比较大。
但是，由于时间一长，与中原的联系也逐渐减少甚至断绝，这些移民的语言与北方故土的方言，也产生了一些变异。这些原籍在北方的移民因客居异乡，因此便自称为“客家人”，以区别于原先就一直在此生活的土著居民。“客家人”所说的话，便是“客家话”了。客家话，是一种保留较多古汉语语音成分的方言。客家人南迁后，部分人又迁到了新的定居地，最终形成了客家人散居于南方各省的局面，而客家话也随着客家人的分布而散布于南方的各大地区。
移民的结果，还可能导致“方言岛”的产生。所谓“方言岛”指的是，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小区域。历史上，假如有一批移民迁移到了新地区，他们依然顽固的保留着自已原有的方言，那么这种方言小区域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一般，孤立于另一种方言之中，因此被称为“方言岛”。
客家人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特别深厚。有一句格言在客家人中广泛流传。“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无论迁徙到哪里，他们始终珍视自已的母语方言。时至今日，在两广、江西、福建、四川、浙江、安徽等地，都散布着许多客家方言岛。
此外，南方方言区中也有一些北方方言的孤岛，比如，海南岛的“军话”，福建南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浙南的“金乡话”、浙江安吉的“官话方言等等。这些官话方言岛，都与军事移民和战后移民有关。比如，今天的南平话的词汇，跟四周围的闽语不太一样，却和北方话相同或相近。南平话用“脸”“筷子”“翅膀”这样的北方话词汇，而周围的闽语却使用“面”“箸”“翼”这样的方言词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除此以外，民族的融合与语言的接触，也会促使方言演变。例如，南方方言底层有壮侗语、苗瑶语的成分，北方方言中有阿尔泰语的成分。这也就是所谓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方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接触也会促使方言的变化。比如，上海话的基础方言是松江话。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方言也逐渐受到影响。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以苏州话为代表的苏南吴语，以及以宁波话为代表的浙北吴语，这使得上海话成为了一种混合型的方言。
（本文根据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沚青教授 课堂实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