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艺美学选辑之三

          再论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说

                                   黄  洁

        题记：裘廷梁（1857-1943），字葆良，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清末民初，致力于变法维新，白话文运动先驱，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艺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作有《可桴文存》传世。本文原载于黄洁著《中国近代文艺美学史纲》，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经修改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再经修改发表于《简书》。

        据裘廷梁同乡丁福保所撰《可桴先生家传》记载：裘廷梁属“读书官宦”子弟，饱读经书，熟悉“三礼、周秦诸子、史汉所述”，研习“归、方、惜抱诸家古文辞”。颇有撰述古文之才，被称为“梁溪七子”之一。仕途不顺，“壬午应江南乡试，两上春官不第，遂绝意进趋”。后潜心西学，投身维新运动。在此期间，组织“白话学会”，编印《白话丛书》。为宣传维新变法，曾创办《无锡白话报》。该报自第五期起改为《中国官音白话报》。著作编为《可桴文存》。1898年在《苏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近代系统论述白话文理论的著名文章，对于推行近代白话文运动产生过重要作用，影响深广。

        本文将通过对《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剖析，阐述裘廷梁的语言学美学思想。

        一、“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提出

        “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是裘廷梁率先提出的。在此之前，黄遵宪推行“言文一致”说、梁启超倡导“俗语文体”说，对语言与文字合而分的历史变化，以及言文合一的必然趋势，已作了不少论述。裘廷梁的语言学美学思想，自然是迎合了黄、梁的理论倡导，同时也对前者有所超越。其具体表现为：对文学话语的改良意识更为自觉，观点更为鲜明，明确提倡白话文写作，且理论更为系统。

       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新变法。他以“白话为维新之本”为题目，已经表明其提倡白话文的宗旨。该文开宗明义：“今天下之人莫不曰：‘国将亡也，可奈何！’”一开始就把把语言文字的改革，与解救国家危难之事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国家的兴衰与国民的智慧息息相关，而语言文字与国民的智慧密不可分。他说：

       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君之于民，如脑筋于耳目手足，此动彼应，顷刻而成。入其国而智民少者，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湮；士无大志，商乏远图，农工狃旧习，盲新法；尽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虽明诏频下，鼓舞而作新之，如击软棉，阗其无声，如震群聋，充耳不闻。

       裘廷梁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兴衰与国民的智慧因果互联，而语言文字与国民的智慧休戚相关。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文明古国，却因为文字而导致了近代文化的落后。这是为什么呢？他指出：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为智国，民识字而不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

       由此，他反复论述“崇白话而废文言”的道理，并以“中国古时用白话之效”、“泰西用白话之效”、“日本用白话之效”，论证其论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依据，确认白话文是智民强国之根本。他慷慨激昂地陈述说：

       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对于裘廷梁的上述思想，历来在肯定其推广白话文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大多批评其夸大其辞。以愚之见，批评者对白话文在当时所起的重大社会作用，似乎估量不足。诚然，推行白话文不能替代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良，不能对解救国家危难起直接的作用，因而维新变法仅靠语言文字的改良是不行的。但语言是思想的工具，文字改良涉及国家的文化定位，由语言文字的改良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早已超出了语言文字本身。这一事实在中国与外国皆不乏其例。裘廷梁例举日本文字改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说：“（明治）维新以后，译书充牣，新报坌涌，一用和文。故其国工业商务兵制，愈研愈精，泰西诸国，犹睊睊畏之，以区区数小岛之民，皆有雄视全球之志。则日本用白话之效。”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的确，日本近代的文字改良，对明治维新的成功所起的积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近代文字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否能取得成功是值得怀疑的。文字改良对于日本接受西方进步文化思想，实现本国近代文化思想的转换，对于普遍推行维新变法的思想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其他的任何变革所不能取代的。在中国近代推行白话文的功效，与明治维新时的文字改良的功效，应当是类同的。没有白话文的倡导及其普及，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及其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乃至现代文化的发生与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应当有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评价。鉴此，对于“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对于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实效，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裘廷梁以《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举起一面鲜明的旗帜，引导着颠覆文言写作的主流地位，推进近代散文话语变革的白话文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从此，中国的文学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文界革命”的语言革新载入中国文化发展的史册。

       二、“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历史文化因缘

       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口号，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因为文言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诸多蔽害；二是白话有“八益”。

       裘廷梁曾对 “文言之害”进行过超乎寻常的历史思考。他认为，文字创始初期以至于先秦时期，文字与言语是相合的。然而，“后人不明斯意，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这一认识，显然承继了黄遵宪、梁启超的散文话语变革思想。裘廷梁受到黄、梁思想的启发，深刻地认识到：文与言的分离，在文化领域诸方面造成严重后果。

       由此，他指出：

       朝廷不以实学取士，父师不以实学教子弟，普天下无实学，吾无怪焉矣。乃至日操笔言文，而示以文义之稍古者，辄惊愕或笑置之，託他辞自解，终不一寓目。呜呼！文言之害，靡独商受之，农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领习矩步者皆受之矣；不宁惟是，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廑廑足自娱，益天下盖寡。

       文言分离导致“普天下无实学”，在近代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仅使普通百姓受害，而且那些“服方领习矩步”的文人士大夫也身受其害。文言写作最终成了“廑廑足自娱”的文字游戏，而对社会文化无多大益处。裘廷梁清醒地认识到，上述所列还只是表面现象，其最根本的害处是愚民。他指出：“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文明古国，文字创造的高明程度和精致程度是赫赫有名的；并且，中国有那么多饱读诗书而精研语言文字的文人，文人之外识字的人也不在少数。既然如此，那么到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为什么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连弹丸之国日本也走在了亚洲近代化的前列，超过了曾经望其项背而处处效仿的中国呢？为此，裘廷梁沉痛地质疑到：“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智民，何哉？”他断然指出：“此文言之为害矣。”裘廷梁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何以这样说呢？

       文字的发明及其推广、应用，对于记载和传播人类的文化活动、文化经验、文化成果，有巨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文字的独特文化功效的发挥，人类的智慧和才能得以空前的提高。可是，在中国，由于言文的分离，中国语言的实际功效被大大减弱。这就是裘廷梁所说的“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由此“普天下无实学”。要之，文言是言文分离的直接表现，言文分离的文言是千百年来“愚民”的文化根源。

       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在揭露“文言之害”的同时，陈述了白话之“八益”。为了增强“八益”说的历史意义和可信性，他先以“三证”阐述文字与白话相合的历史。他说：

       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于何证之？一证之五帝时，有作衣服，有作宫室，有作舟车，有作耒耜，有作弓矢，有教民医药，有教民稼穑，有教民人伦之道，悟一新理，创一新法，制一新器，一手一足，一口一舌，必不能胥天下之民而尽教之。故凡精通制造之圣人必著书，著书必白话。呜呼！使皆如今之文言，虽有良法，奚能遍传于天下矣？再证之三王时，誓师有辞，迁都有诰，朝廷一二非常举动，不惮反复演说，大声疾呼，彼其意惟恐不大白于天下，故文告皆白话。而后人以为佶屈难解者，年代绵邈，文字不变而语变也。三证之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在尔时为文言矣，不闻人人诵习。《诗》、《春秋》、《论语》、《孝经》皆杂用方言，汉时山东诸大师去古未远，犹各以方音读之，转相授受。老聃楚人也，孔子用楚语，繙十二经以示聃，土话译书，始于是矣。故曰“辞达而已矣”。

       裘廷梁在论证了古代言文合一的历史状况及其白话的文化功效之后，系统的阐述了学习白话的种种好处。他将其概括为“八益”：

        请言白话之益。一曰省日力：读文言日进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憍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浚愈灵，奇异之才，将必迭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

      裘廷梁所谓白话文之“八益”，或许并非真有其效，或许还未穷尽白话文的最大益处，或许仍有改良主义之嫌，如此等等。即使如此，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能够论列“八益”，实属不易；况且，论述“八益”的目的，正在于促进语言文字的改良，促进散文话语的革新，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善莫大焉！   

       要之，裘廷梁揭露“文言之害”而宣扬白话文“八益”，非常鲜明地申说了推行“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历史文化因缘。颇具远见卓识，虽有失周全，却终归内涵不少真知灼见。

        三、白话具有语言之真美

        裘廷梁提倡“崇白话而废文言”，还基于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语言学美学观念。他说：

        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俱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

       上述文字判定“文言之美，非真美”；言下之意白话之美，才是真美。这是裘廷梁的语言学美学观的基本思想。他有这样的思想，自有其理由。为此，他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指出：

       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

       裘廷梁认为语言文字的发生过程是“因音生话，因话生字”。他虽然没有指出人类为什么要发音说话，但是他把人发出的“较鸟兽为繁”声音，看做是“生话”、“生字”的根源，这是符合语言文字发生的基本规律的。从本质上讲，语音是语言的基本物质存在方式。因而，来自想表达某种欲望的生理性之音，是语言的生理、心理依据。而为了满足人的生命需要和生活需要而发生的生理性之音，即人化的生理性之音，是语言的基质。以此而论，出于人的生命、生活需要的话语，因为直接以人化的声音为基质而具有了活的语言的价值。白话是话语的别称，而白话文则是记载白话的语言文字。所以，语言文字发生的基本规律是：“文字之始，白话而已。”或可以说，白话文是言文一致而符合语言文字的自然发生规律的语言方式。故白话之质地特具语言之审美属性，即一种与人的生命、生活需要一致，无须“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而质朴天然的语言之美。

       裘廷梁的语言学美学思想，虽然有简单化地否定文学性书面语的美学价值之嫌，但他那愤世疾俗的“片面深刻”的思想，对于反对以固守文言来阻碍白话文倡行的文坛痼癖，推动散文话语的革新所具有的进步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潮及其历史局限

       经“崇白话而废文言”等理论倡导而发动的近代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白话文运动的初潮，不仅在“文界革命”中掀起波澜，而且也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轰轰烈烈地开展，其主要的阵地是报刊。据资料显示，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的上海《演义白话报》，大约是最早的白话报刊。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5月），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自此以后，白话报刊遍地开花，于是举国处处白话文。有人统计，1897至1918年间，我国东南、中南、西南及其北方，远到西藏（《西藏白话报》），国外到日本（东京《白话》），都有白话报刊，其种类多达170余种。⑴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文学性散文，也发表小说、诗歌，还发表许多非文学性的各类文章。

       在这白话文运动的初潮中，不仅梁启超等倡导白话文的学者、作家写作白话文章，而且那些反对白话的重要人物，也曾用白话文写作。如林纾回忆当时情况说：“忆庚子（1900）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行一时”⑵。章太炎历来崇尚古奥艰深的文言，但在白话热潮的挟裹下，为宣传革命思想，也曾用白话写作《革命歌》等。

       不过在热情赞扬近代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察看由种种缺陷而导致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言行不一。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都有较为激进的理论倡导，但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做得不够。梁启超提倡“新文体”，但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文白参半”，尤其是他的理论文章更是大多用文言。而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本是倡导白话文的理论奠基之作，可是却全用文言。这些现象很有讽刺意味。大概可以看作是近代“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正如胡适所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⑶显然，黄、梁、裘等人还不可能创造“文学的国语”，因而，他们所倡导的“新文体”还算不上“真正的国语”。从他们只能“文白参半”甚至全用文言写文章，可见其言行不一的尴尬。

       第二、裘廷梁等人虽对白话文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有较为深刻认识，但是对白话文的独特的语言学价值及其对文学的审美创造的作用，进而对于白话文与文学话语、与全民族共同语的关系，却因为维新变法的紧急形势所迫，来不及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而，其理论虽具有原创的意义却显得比较零散、粗糙。胡适等人在其后所阐发的有关思想，显然具有更为鲜明、更为彻底的文学革命的意味，也更为系统严谨。胡适说：“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⑷蔡元培先生评价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知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⑸。

       固然，没有胡适等人理论倡导，没有“五四”运动的自觉而大力地推行，白话文及其白话文学，不会占据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但是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为此而奠定的理论基础，却具有原创性的意义，这是应当充分给予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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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蔡乐苏：《清末明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文报刊》，载《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⑵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发表于《文艺丛报》创刊号（1919年4月）。

⑶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⑷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⑸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蔡元培撰写总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重撰于丙午年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