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家贫。明朝末年，李自成家乡陕北，遭遇了连年的严重干旱，造成众多农民无法生活，官府的救济粮食虽年年发放，数量却很少。原因也很简单，大部分救灾物资都被贪官污吏隐匿后高价倒卖了。21岁时的李自成，一直托人找工作，不过运气还算不错，终于谋到了一份差事，到米脂县银川驿当了一名驿卒。这份工作。也算是个公务员吧，即使不算，就算是个临时工，有这方差事，我相信李自成也不会走极端，更不会起兵造反。

驿卒是干什么的？驿卒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公文，就像现在的邮局一样。按理说这份工作真不错，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崇祯年皇帝一纸裁撤驿卒的公文，李自成丢掉了这份工作……之后他加入了起义军。

这么说吧，李自成从一个基层干到农民军二把手，显然肯定有过人之处。高迎祥死后，李自成接管农民军后，可以说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短短三个月内就占领了整个黄河流域。这是庸才能干得了的。李自成领导的大顺，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的接管了明朝廷辖制的大批州县，最后直接攻入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自尽，大明王朝276年宣告结束。那么要问了，李自成到底败在哪里？是败在格局农民局限性吗？这是我们对李自成败亡得总结。

其实大顺取代明朝后，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对于李自成来说，同样是处于十字路口。汉族地主官绅的大片归附，表明他们把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如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所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亡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占领北京时期，李自成虽然已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手下大将以早已封侯败将。可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生活作风上农民阶级的平等色彩依然非常浓厚。也就是说大顺的政权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只是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李自成和朱元璋真不一样，看朱元璋身旁，除了武将，大多谋士都是知识分子，而李自成身边几乎都是以农民占主导地位，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势必就会打击官绅地主为重点。占领北京期间是大顺政权的全盛时期，统治区虽然非常辽阔，失败却招致后人对李自成政权的种种非议，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大顺军进京后从上到下全面的腐化，以至军无斗志，民心尽失。

那么大顺军的军纪好不好？大顺进入北京时，文秉的记载是：“伪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刘尚友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而人情稍帖。”明左谕德杨士聪还具体的指出，在4月二十大日大宋顺军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后的三天里出现了“军纪不行”的混乱现象，“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虐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这些记载都是表明大顺军在北京时军纪相当严明。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也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政策，农民们如解倒悬。有的农民解散归农，绝大部分接受了大顺政权的改编。少数通当地官商勾结变为地主团匪的则被大顺李自成剿灭。时人记载：“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令到河北，诸贼始消。”以上可以说明大顺军队比大明和清军军纪要好得多。对了还有一个文人陈济生记载：离北京南下后，沿途所见大顺政权管辖区的情景是：“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他行至郑家口时，眼见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大顺政权成立之后，行政机构也日益完美，急需要录用人才。根据史料采取的征聘方法是在陕西，山西和北京都举行过科举。也就是说李自成进京之前和明朝那些士大夫关系还融洽。之后，李自成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是10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就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再加上明朝投降的军队，兵力还算可观。随之而来为解决军饷，行政开支采取的追赃助饷政策，一直延续到占领北京时期。各地留下的记载都表明了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首要任务就是缉拿官商追赃助饷。众所周知，商人是非常强大的势力，李自成等人在解决粮和钱这方面，走上了另一种极端，没有很好得处理明末官商之间的矛盾，这不得不说是一大败笔。

其次，第二大败笔是缺乏战略眼光。从万历末年日益强大的满族贵族军队，已成为明朝廷难以对付的敌手。按常理而论，李自成作为统帅，结束了明王朝统治时，就应当对下一步如何进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占领北京后，李自成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中的兵力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侵犯。大约2/3以上的大顺军被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河南以及新占领的山西山东等地。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分兵把口的结果造成了关键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比如，大顺军队向北京进军时，明朝的左良玉官军趁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守将白旺告急；河南一些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当即派右营制至将军绵侯袁宗第统率大军由陕西，奔赴湖广、河南，击退和平定了官军与地主武装的反扑。直到山海关战役失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和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

第三败笔就是在招抚吴三桂方面的认知，也是相当差。比如李自成没有在京东以至山海关地区部署重兵防守。当时吴三桂的辽东官军已经掉入了关内，驻扎于昌黎，滦州、开平地区。清朝趁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收取了关外的土地。李自成着眼的仅限于招抚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对关外的清兵者完全置之度外。开初他对吴三桂高第的招降，进行的很顺利，吴三桂在大顺政权使者转达李自成。“许以父子封侯”等优厚条件后，立即在明辽东巡抚黎玉田和部分将领的支持下，绝对归顺大顺政权。黎玉田随即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命同明朝另一投降总兵马科带领军队西行收取四川；马科部下兵马一万原驻于畿辅，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之前，派他远征四川，更反映了大顺领导人对清军出兵干预的威胁毫无认识。而当时的山海关总兵高第只有一万兵马，也同吴三桂采取一致行动。而此时的山海关的军事部署，只有居庸关投降的唐通统领的原部8000名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在吴三桂高第归顺大顺，清军占领关外土地之后，京东北的局势已形成了，清朝和大顺隔关相峙，李自成没有派亲信高级将领统帅大顺军扼守山海关地区，足以表明他对局势的严峻毫无清醒认识。我要说的是，即使没有发生吴三桂叛变，引清兵入关，单凭李自成派唐通八千兵力，是根本阻挡不了清军入关的；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派驻重兵，那么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也必然大大减少，即使叛乱也很快能消灭他们。

李自成政权由盛转衰的过程来看，这支起义先后在京师，山西，陕西与清军作战，其所在的地盘始终摆脱不了被对手扼喉的被动态势，尤其是各地官绅地主的反抗，消耗了自己的元气，这是失败的主因。从吴三桂到自己内部频繁发生叛乱，最可悲的时候，自己也是死于地主武装。李自成死后，大顺军队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李自成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李自成在京城执行的种种失败得政策和军事战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