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与教育》读书笔记（十九）

——第十九章：劳动和闲暇

2017/8/22

一、对立的起源：

【先说一下我从小接受到的关于两者的教育吧：唱着《劳动最光荣》长大，看着《伊索寓言》长大，认为闲下来玩就是不务正业，就是浪费光阴，玩的时候竟然有罪恶感，没有学会享受闲暇时间，平时很少听音乐，集中精神做事的时候是不能有其他声音干扰的。】

杜威说，教育史上出现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也许就是为有用劳动作准备的教育和为闲暇生活作准备的教育。自由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分离可以追溯到希腊时代，这时代明确把社会阶级分成必须为谋生而劳动的阶级和可以免予劳动的阶级区分提出的，认为适合于后一个阶级的人的自由教育在本质上高于给予前一个阶级的奴役训练。这种思想反映这样的事实，后一个阶级是自由的，前一个阶级社会地位是受奴役的。

在希腊时代，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工人和妇女被用来提供生活的手段，使具有适当的智力的人可以过闲暇的生活，从事有内在价值的事情。这两种职业，对应了两种教育：①卑下的或机械的教育，②自由的或理智的教育。

二、目前的情况：

杜威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点，但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所以要重新审视。目前的教育状况还有希腊时代的“遗产”。

比如这个：真正的文化修养或自由教育和工业的事务至少没有任何直接共同的东西，认为适合于群众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有用的或实际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把有用的和实际的教育与培养欣赏能力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

杜威指出，因此，这种教育制度是一个前后矛盾的混合物：一方面有些科目和方法因为假定这些科目和方法认可特殊的自由性质，内容实际上就是无用；另一方面设置比较专业的职业化的学校和课程。即所谓文化科目和实用科目。这种遗留下来的情况甚至同科目出现一种奇异的混合，一方面有对实用的让步，另一方面又保存了原来全部属于为闲暇作准备的遗迹。“实用”的因素表现在科目的动机方面，“自由”的因素表现在教学的方法方面。

杜威认为，如果我们少用些折中的办法，少一些折中所造成的混乱，如果我们更审慎地分析文化和实用的各自的意义，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制订一种课程，它应该同时既是有用的，又是自由的。只有迷信使我们相信这两个方面必然对立，即一个科目既是有用的，便是不自由的；一个科目因为无用，所以有文化修养的作用。

为什么现在还要将两种教育内容的价值分裂认识呢？杜威认为，我们所以不能完全认识和运用自由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一致性，主要的原因无疑是由于进行工作的环境。机器的发明扩大了闲暇的时间，一个人就是在工作时也能利用闲暇。掌握技能成为习惯，可使脑子得到自由，从事高级的思维活动，这是一种常识。在工业中引起机械的自动操作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们可以使的脑子得到自由，思考其他题目。但是，我们使用手劳动的人所受的教育限于几年学校教育，主要用于获得使用基本的符号的能力，有损于科学、文学和历史的学习，我们没有能训练工人的心智，使他们能利用受教育的机会。更为根本的是大部分工人不了解他们的职业的社会目的，对他们的职业没有直接的个人兴趣。他们实际上得到的结果不是他们的行动的目的，而只是他们雇主的目的。他们不是自由地和明智地工作，只是为获得的工资而工作。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他们的行动变成不是自由的，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这种活动不是自由的，因为人们没有自由地参与这种活动。

所以，应该采用的做法是：把只有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训练协调起来，把只有培养和有效地愉快地参与生产性作业的能力协调起来。无论是学校教学还是工厂企业等社会团体活动，人们主动关心活动的目的，活动是自由和自愿的。而在当前的民主社会，政治方面，人们能直接参与管理，但在经济领域，管理还是外面强加的，独断专行的。所以，杜威认为，内部的精神活动和外部的身体活动之间的割裂，历来的自由教育和功利教育之间的区别，就是这种割裂的反映。一种应该统一社会成员的性情的教育，将尽力统一社会本身。

文化和实用之间的分裂，就是教育上的二元论。杜威认为要消除这种二元论，就要制订一种课程，使思想成为每个人自由实践的指导，并使闲暇成为接受社会服务责任的包场，而不是豁免服务的状态。无论是一所学校还是一个班级，既要有学习时间更要有闲暇时间，这方面苏霍姆林斯基也反复强调，因为闲暇不是放纵或单纯追求感官刺激或无所事事，而是教育自由的一部分。我们这个环境，功利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依然存在，所以在学校教学中，才会依然有教育二元论的存在。

好几年前，有人对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教学是为生存，你是为理想。我想，他也是把把文化和实用分裂开来了。教师这个职业的确是我们谋生的手段，但是这就决定我们只能被动地工作，没有主动意识的参与么？杜威告诉我们，只有主动，才有经验发生，才是在工作中拥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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