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毕飞宇的小说不应该走走停停，而应该一气呵成。因为其独特的讲故事的风格和毕氏特有的叙事特点，一旦停下来，故事中蕴涵的意蕴和对人物命运及性格的把握就失去了应有的情味。——写在开篇
“玉米静了半天，说：‘王连方（她没有喊他爸爸，而是直呼其名）给我说个男人，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个条件，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站在刚从外面做油漆工回来的父亲，玉米用近乎冰冷的语气把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听着大女儿带着刺骨寒意的话语，干了十几年村支书的王连方从话语中读出了别样的味道。”这是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中的一段话。
玉米是毕飞宇的小说组篇《玉米》《玉秀》和《玉秧》中第一篇里的主人公。在身为村支书的父亲王连方没有“上错床”“破坏军婚”被双开之前，身为村支书的长女在王连方的辖区内算得上金枝玉叶。随着父亲从“土皇帝”的神坛上跌落下来之后，笼罩在王连方家庭的所有光环都变成了过往云烟。由兴而衰，不仅仅是外在资源的消失殆尽，更多造成的人的心理的落差和外人对自己投注眼神的诡异变化。当然，还有更多隐形的危机时刻用贪婪的涎水舔舐着王家的大人与孩子。尽管在整个落差的过程中玉米试图用自己孱弱的肩膀，倔强的不甘人后的韧劲支撑，但时代的大环境、社会世俗的诡谲让她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步步为营地由攻转守。她苦苦挣扎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这个家庭，不让家人受到伤害。当然，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抱着一个虚无的希望，就是自己与当空军的“男朋友”彭国梁结婚之后，借着彭国梁的荫庇，王家能够东山再起，还可以风风光光。可是，当收到彭国梁从部队退回来的自己的照片、信件和其他物什后，所有的幻想和美好的憧憬都化为乌有。面对残酷的现实，玉米只能幻想走向现实，并在现实面前选择了“臣服”。而小说就是通过玉米的视角和起起伏伏的切身体验，深刻而稍显冰冷地揭示了权力对普罗大众具有的灼伤力。也正是真切感受到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从美好的幻想回归到残酷的现实之后，玉米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家毕飞宇就是截取这样的一个横断面，通过普通人物命运的变化诠释权力的对普罗大众世俗思维的统摄力。
王连方的妻子似母鸡下蛋般生了很多孩子，可是就没有生一个可以为王连方传宗接代的男孩。身为村支书的王连方自然明白这不单是妻子施桂芳的责任，种子质量更多取决于自己。心诚则灵，也许是王连方的虔诚、施桂芳的执着感动了上苍，在第十一个娃来到世间，施桂芳终于看到了一个带把子的冤家。当全村的喇叭响起传出王连方母亲由于没有牙齿而发出的嘶哑的，带着兴奋和激动的含糊不清的呼喊儿子王连方的声音时，正睡在有庆家床上与柳粉香缠绵的王连方隐隐意识到可能家里发生了重大事件。当胡乱穿好衣服慌不迭地跑回家中，王连方看到大女儿玉米正从里屋端出一盆血水走出来。他知道，老婆又生了。当看到母亲颤颤巍巍地从屋子里走出来，浑浊 的双眼噙满泪水，语无伦次地对儿子说 “男孩，男孩......”时，王连方眉宇间挤出一丝复杂的神色，如获释重地背起双手踱进妻子的房间。
对施桂芳而言，母鸡下金蛋是一种成就感，小八子来到世间，让她在王连方睡过的女人面前有了成就感和优越感。尽管自己不辞辛劳地一个一个又一个地下，在近乎绝望的时候终于实现了愿望，以前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是值得的。在施桂芳的内心深处因为有了优越感，所以她暗暗下定决心：从此不能再唯唯诺诺，在像团媳妇那样卑微地生活。即使王连方不再碰自己，但在他的姘头面前一定要摆出做正室的架子，在乡里乡亲面前一定要活出村支书夫人的派头。完成了生儿子的使命之后，施桂芳彻底的松弛了下来。不需要完成做妻子的工作，她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睡到自然醒；有勤快的大女儿操持家务，她不需要操心锅碗瓢盆；有了玉米的能干和细心，她除了用干瘪的乳房为小八子时抱孩子，其他的时间她无须再担心儿子。人一旦闲下来，思想就变得飘忽不定。看到母亲懒散松弛的样子，玉米能够深深地理解。为了帮母亲打发无聊而空虚的时间，为母亲炒葵花籽是玉米每天必备的工作，而施桂芳每天偎依的门前微翘着腿嗑瓜子成为她的主要事务。施桂芳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生活，一个方面是因为自己不是别人眼中的不中用的女人，自己也能够生为王家延续香火的人，一个方面想以这样的方式向外人示威，我施桂芳是村支书的老婆，我应该过这种优雅的生活；一个方面则向被王连方睡过的女人宣誓，你们与王连方干着偷鸡摸狗的见不得人的龌龊事，除了成为王连方泄欲的工具，你们不可能像我这样光明正大地生活。
母女连心，因为懂得母亲内心的苦，所以玉米把家里里里外外的活计都承担下来，包括带小八子。父亲王连方以外出开会为由，经常是早出晚归，甚至是不归；母亲对家事不管不问，对孩子也是放任自流。随着六个妹妹渐渐长大，由于父母不加管束，她们越来越不成体统。作为家中的长女，玉米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家就真的危险了。于是，玉米开始把“长女为母”的威严拿出来，在六个妹妹面前逐步树立自己的威信。除了老三玉秀——小狐狸精桀骜，其他的都比较听话。“擒贼先擒王”，给玉秀下马威拿下她，其他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玉米懂得这个道理。当安内——整治了家乱之后，玉米开始攘外——与每一个和父亲睡过觉的女人示威：每天忙完家务之后，就抱着小八子到那些女人的家门口，不做事，也不说活，只是用一双会杀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因为心里虚，那些与王连方有床笫之欢的女人在玉米那双可以杀人的眼神的注视下，都会灰溜溜的逃进屋里，紧闭大门。她们之所以见玉米像猫见老鼠，除了自身的卑贱不干净，最根本的是玉米是村支书的千金，尽管是丫头片子，但她的身份在那杵着，谁敢冒犯。
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因为是村支书的金枝玉叶，所以要远近乡里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还真的很难。经过几番周折，一个相貌普通，但是由于驾驶飞机遨游祖国蓝天保家卫国，这种外在的光环是完全可以与村支书家匹配的。几番鸿雁传书，玉米已经意识到自己完全被未谋面的男人征服。随着彭国梁的回归，这种被征服的感受更加浓烈。除了最隐秘，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地方没有奉献给未来的丈夫，玉米几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彭国梁。对玉米而言，彭国梁是自己未来幸福的寄托，是王家兴旺发达的依靠。有了一个在天空飞翔的军人的保护，以后就更加扬眉吐气。而彭国梁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玉米，除了玉米的容貌，更多源于玉米的家庭——村支书，土皇帝，在小圈子了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一手遮地，可以呼风唤雨。从某种程度上说，彭国梁愿意与王家结亲，更多是与王家的权力结亲。当权力不在时，他毫无顾念地与王家划清了界限，撇清了关系。
农耕时代，特殊历史的积淀催生出的是公众对权力的敬畏。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特权。这种意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局部范围内表现的尤为露骨。王连方，一个村支书，算不上芝麻官，但是由于掌握着一定的管辖权和对某些事物的支配权，所以在辖区内就成为最大的官，就掌握着许多的特权。也正是有了这份权力，王连方可以最大化地运用权力满足自己的欲望——睡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感觉。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横穿老中青三代。而他的欲望之所以能够得以满足，是因为成为他的猎物的人看中的不是他王连方这个人，不是喜好于王连方的床上功夫，而是瞄准的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如果没有这个权力释放的诱惑力，她们不可能不顾廉耻。她们忍辱负重，就是希望通过牺牲自己的身体为家庭换来一些好处，能够受到村支书特别的照顾。当王连方“上错床”，破坏军婚被削官为民之后，由于失去动力利用的价值，一个个都作鸟兽散，似躲避瘟疫一般。
一部透析特定时代境遇下人性的小说，毕飞宇以玉米的耳闻目睹和亲力亲为真切地诠释了权力的威慑力和诱惑了：作为村支书的女儿，她耳濡目染间过早懂得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而这荣耀培育了她过分的自尊心与同样强烈的羞耻心，权力成了她追逐不息的荫庇与归宿；作为六个孩子的长姐，她事实上已经是家庭的负责人，这使得她天性中的“好强”加倍繁殖。她身上呈现了权力欲过剩的人所具有的两面性：掌权时的专断跋扈与失权时的卑躬屈膝。将妹妹被强暴的秘密故作无意地泄露给郭左，毫不顾忌妹妹可能的难堪与耻辱；同样的，她也能做出自愿嫁给年长的官僚郭家兴的选择，并对郭家兴在床上的刻意逢迎，而这一强一弱间转换的动力都是一个“权”字。 当然，对一部小说的解读，不同的人可以投注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从小说中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或多或少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诚如鲁迅先生所言的：““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陈士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