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什么是战略（1）
丘吉尔曾说:“能看到更远的过去，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
纵观战略思想的演变，可以分为两条线，一条是源远流长的军事战略与治国方略的演变，另一条是直到20世纪才兴起的商业战略的演变。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战略的概念不断演化，内涵也逐渐丰富。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战略和军事密不可分。
西方战略思想最早的总结者是历史学家。光怪陆离的历史背后往往沉淀着最深邃的人性逻辑，也沉淀着战略智慧的精华。
除了军事领域的战略，政治战略的历史同样非常悠久。
在16世纪以前，东西方的战略发展基本平分秋色。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西方文明步入了长达500年的大繁荣，不止在战略上先行一步，更全面主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进入19世纪后，西方迎来了战略史上的高光时刻，两位军事大师--法国的约米尼和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横空出世，在政治领域也诞生了以社会革命学派和大战略学派为代表的两大学派。
当下所流行的商业战略理论，基本都是以美国为策源地。
美国的背后是新教文明的崛起，是欧洲文化的传承，是“两希文明”的新时代产物。此正如克里昂.斯考森在《飞跃5000年》中所论证的:美国历史是5000年，而不是200多年，美国建国的28条原则，每一条都是从《圣经》中提取出来的。用政治学者刘军宁的话来说，就是“美虽新邦，其命唯旧”。
最初五月花号上的宗教难民，在美利坚合众国尚未建立之时，就已经确立了精神DNA:这个国家须为基督信仰而屹立，竭力追求信仰自由，以天国为蓝本构建地上之城。 因此，美国在建国之初，就肩负着“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的使命。从华盛顿到林肯，从杰斐逊到罗斯福，美利坚的先贤们励精图治，开拓奋进，奠定了现代美国的独立、民主和繁荣。
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大企业的组织与管理、经济危机的产生与克服、危机之后的重建、第二曲线的开拓等诸多领域完成“行”的实践，之前引导行动的“知”，以及之后所沉淀下来的“知”，自然成了商业战略诞生的重要策源地。
当下美国之变的背后，实则是西方文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这个关口究竟是象征着西方文明将走下坡路，还是经过一次调整，又一次走向新的高峰，目前还很难断言。过去的美国，通过两党制、联邦制、三权分立等构成了一个具有修复功能的政治系统，维护了美国的平稳发展和强盛。每一次政党更迭都会把上一个执政党所造成的偏差重新拉回来，避免国家脱轨。但如今的美国是一个严重分裂、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社会，很多人把撕裂归咎到特朗普身上，其实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撕裂加剧的产物，这种撕裂本质上是美国社会与经济结构快速变化所导致的。特朗普一次次表演的背后，正是这群旧时代残党的沉默呐喊。特朗普虽然离场，但他所代言的群体长期存在，他所提出的全球化放缓、贸易保护、旧产业转型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民粹主义的思潮一旦被掀起，就很难扑灭，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即使不是特朗普本人，也会有一批特朗普式的人物应运而生，用特朗普式的手段和话术，去接手特朗普的事情。
从古至今，战略都与组织紧密相连。在农耕时代，大规模的组织形态通常表现为国家和军队，而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政治和军事史与高度发达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因此，中国的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同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永远有新生，永远有死亡。那我们要问:在新生与死亡的背后，在成功与失败的交替背后，有没有经验和规律可循呢？
有心人发现，若要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不仅要有机遇，更要有眼光和想法，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有奇妙威力的东西--知识和智慧开始显现出自身的价值。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正如恩格斯在书信《致瓦.博尔吉乌斯》中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追逐财富的人，首先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充斥于图书市场的西方管理典籍中找寻战略的真谛，大洋彼岸的战略大师的思想也纷至沓来，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乃至于各种模型都成了众人争相追捧的圭臬。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行业也应运而生，智纲智库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在同样条件下，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具有复合型特征的东方思维方式很适合中国国情。
作为一家中国本土战略咨询公司，我所理解的东方战略思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方思维带有很强的感性直觉思维。第二，东方思维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会只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第三，东方思维是复合型思维，相对来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偏向于线性，擅长理性逻辑思维，注重个体，其分析方法是切块、细分，偏工业化、机械化、数据化。
当然，东方思维还很注重形象思维，这个在做品牌定位的时候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同台汇报。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报告，在很多情况下结论是一样的，只是研究分析的方法不同。如果用与我们合作的一家企业老总的说法就是:“一个项目，如果是创新性和突破性的，选择智纲智库；如果是规范性和复制性的，选择国际咨询公司。”
当今中国，正处在数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300年走过的路。”“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代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中。”这两句话，前面说的是变化的速度，后者说的是变化的难度。
巨龙翻身，风起云涌，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行业巨头，短短几年内，它们赖以生存的范式已经改头换面，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必然被时代淘汰。充分认识这种国情，从战略上把握大势，把握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底蕴，是做好战略的前提。
从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来看，一家咨询公司要想成长到具有麦肯锡、兰德那样的规模和影响力，离不开案例、口碑和方法论的积累，这些都需要时间，现在整个中国的咨询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别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麦肯锡和兰德不仅是两家公司，更是整个西方咨询业发展历程的缩影。它们这样的机构在美国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机构持续的研究工作，使得美国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商业领域，做决策都能够从长远着眼，比别的国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国家的全球化，就谈不上智库的全球化。麦肯锡成功的背后是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麦肯锡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代言人之一。如果没有美国的实力的支撑，麦肯锡也好，兰德也罢，都无法随着美国的企业或政治军事力量把触角伸向全世界。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西方没有现成的答案，现有的理论家也解答不清楚。而社会又在快速变化，成千上万的人急需寻找坐标、确定方位。
从商业机会角度看，中国是未来全世界的机会洼地，也是未来世界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源之一。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从技术进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的技术进化史，技术及其衍生的技术族群定义了时代的边界。人类自社会化生存以来，就是在不断通过劳动实践、技术发现以及哲学抽象，来增强对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核心目的在于应对生存世界的不确定性，提高驾驭现实和预测未来的能力。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化生存时代。随着商业流程的在线化、数字化，企业内外部组织边界逐渐模糊，内部打破了刚性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商业要素在企业间的灵活流通引起了外部的变化，构筑了开放协同的网络生态，有别于传统企业的新型组织形态正在出现，并且大放异彩。基于大工业时代的战略理论不再能够适应于全新的商业实践。
在理论层面，东西方的战略体系终于又被拉回了同一起跑线，要共同应对新技术突破、新型组织形态、新商业逻辑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在这一全新的领域中，中国丝毫不弱于西方，甚至犹有过之。
从更具普遍意义的层面来说，我们呼唤东方式战略，就是呼唤全球文明的交融与共生，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中国的企业要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走向世界，就必须将西方伟大的管理、战略理论同中国企业深刻的生存发展实践相结合，舍此，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