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经》、《传》虽然留下了不少宋国诸卿活动的记录，不过由于宋国总体来说战力孱弱，关于军事上的成就乏善可陈，所以流传下来的记载也较为匮乏。好在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料结合相对比较完善的“卿序”，来尝试推断宋国的“军行”。
首先关于宋国的军制没有明确说明，而这恰恰是宋的尴尬之处。我们通常所谓“宋国”其实主要是指其首都这座城市名字叫做“宋”，而真正的国名其实仍然叫做“商”，此在《左传》中多次得到验证：
……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可见“泓之战”时（前638）公孙固自称本国仍然是叫做“商”而非“宋”的。再看从其他邦国的角度出发：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左传.昭公八年)
可见商、卫并称，规范的国名仍然是商。再如：
……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可见薛、商、齐并称，所谓“宋”主要是指其都城，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名。《经》、《传》常用宋代商，一方面是中小型国家存在以国都代国名的惯例，譬如郑、曹、陈、蔡等，类似现在以北京、巴黎、伦敦代表中、法、英一样；另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商”这个名称太大，宋的势力远不能和过去的辉煌时代相提并论，所以称“宋”以表示谦卑。
那么宋国到底算是什么量级的邦国呢？
……凡制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礼·夏官·司马》
如果宋君按照前代诸侯之后的标准称宋公，也即“王者之后曰公”，且考虑到宋国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凝聚的商人遗民的规模，按道理说宋国应该算大国，且拥有三军。但是终有宋七百六十多年历史，其疆域和人口的扩张始终相对有限，在春秋时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基本维持在一个水平上（战国时期的宋国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以及改革的成果确实在军力上产生了飞跃）。因此我们还是找有比较明确记载的战役作为切入点，来推断宋国的军制和军行。
“大棘之战”（前607）
首先来看看宋国在春秋时期遭受到最大的败仗之一“大棘之战”的记载：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左传.宣公二年)
此战宋国主帅被俘、副帅战死，近五百乘战车被缴获。不过人员损失相对有限，死伤不过数百人，可见宋师人心不齐，毫无战意，所以大部分人抛弃了装备逃走。如果宋师总共出兵五百乘，每乘对应三十人，则出战部队达到一万五千人；但是三分之二的人也即一万人只是徒役，不用直接上战场，真正参战的甲兵大约五千人，其中被俘获战死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要确定这两位统帅的地位，需要先结合宋国在此时期的卿序和职序：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左传.文公七年)
这是“穆襄之乱”当年（前620）六卿的情况，不论职序如何，这个格局经过昭公时代持续的动乱，到了九年后变化为：
也即按照每个人进入卿序的时间顺序，只有目夷之子公孙友和鳞矔坚持到“昭公之难”，二华、荡意诸和公子朝都是后来进入的，所以排在后面；而宋襄夫人以文公代昭公导致荡意诸的死亡以及随后华耦去世，使得六卿重排，昭公母弟须和荡虺又进入六卿，“桓族”、“襄族”和“成族”彻底压制住了“戴族”。
不过历史很快证明了文公和襄夫人的措施过于激进了，两年后的“武穆之乱”中，不得不借助“戴族”和“庄族”的力量平乱，杀死了叛乱的司城须和昭公之子，而公子朝也在此时去世，导致六卿格局重新调整为：
按照进入六卿的顺序，上卿仍是鱼氏，“桓族”也占据半壁江山。而“戴族”的右师华元和司寇乐吕分列六卿之三、六位，这样两年后“大棘之战”的两位主将也就一同登场了。
如果按照这个卿序，则“大棘之战”中华元、乐吕以“戴族”之甲为核心将下军迎战郑师。尽管 “戴”、 “庄”、“桓”三族表面上在“武、穆之乱”中利益一致，但是在后续权力分割上仍多有龃龉，所以军心不一。尽管《传》把战败的责任推在华元的御者羊斟身上，认为其使得主帅战车失控冲入郑师导致无法指挥全军，但笔者也可以举一个反例：“鞌之战”中主帅郤克负伤不能指挥，其御者解张代其击鼓导致“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所以根本原因还在于家族势力交错纵横且矛盾重重，导致宋师将士不能用命，战败乃缺乏战意所致。
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一年宋三军将、佐配置：
由于右师、司寇分列一军将、佐，那么其他四卿完全也可以出任将、佐，则宋按照“大国三军”的标准来配置。三军中“桓族”占优控制中、上两军，“庄族”依附于“桓族”佐上军，而“戴族”自领下军。这种配置从表面上来看貌似得晋文公“被庐之法”的皮毛，实则反映宋文公、襄夫人玩弄政治平衡，利用“戴”、“桓”之矛盾互相制约的把戏，此一格局于公室权力的平衡毫无补救，最终酿成导致公权旁落的宋共公十三年（前576）“桓族之难”和宋平公三年（前573）“彭城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