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校报副刊发表一篇随笔，是关于《陌上桑》的，用一种资料考证的口吻，说秦罗敷的丈夫，即是元杂剧《秋胡戏妻》里的秋胡，而她也就是《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的邻家女。如此一来，“罗敷那点事”，就比较完整，有鼻子有眼。惊异之余，翻阅资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该文也看不出是调侃幽默的痕迹，言之凿凿，却形似“狂想曲”，不免让我有澄清一二的冲动。

中国是蚕丝与丝绸的最早产地，依靠桑叶而活的蚕创造出文化的奇迹。战国的青铜器上有采桑图，汉代的画像砖上亦有采桑图。《诗经·魏风》的《十亩之田》，最早用文字描述北方女子采桑的情景。有女子采桑，就有男女借机传情求爱的故事，“桑间濮上”的典故即是明证。于是，采桑戏女成为中国古典诗文津津乐道的一个文化母题，指示出某种价值取向，这是题外话。

从《陌上桑》写作的本事来看，罗敷与秋胡之妻不是同一人。《乐府诗集》题其为“魏晋所奏”，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是曹魏时期的故事。西晋崔豹《古今注·音乐》提到这首歌词，而且言明秦罗敷的丈夫是邯郸千乘王仁，“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曹魏时期的赵王，即曹干，是曹操第二十五子，魏明帝封其为赵王，史记其行为不端。如果以《陌上桑》为汉乐府来推断，情形就比较复杂，因为汉代被封为赵王的有近二十位，具体欲夺罗敷的人就不得而知。既然有赵王干涉人家的婚姻，说明该故事很可能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即使是历史传说，也有一定历史依据。以此来看，成书于唐代的《乐府解题》，对其本事只是概述了一下《陌上桑》的情节，就不足为据。

秋胡之妻的故事，则另有源头。最早见诸西汉刘向《列女传·鲁秋洁妇》，言明秋胡是鲁人，“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这里，故事发生地点是山东，不是河北，而且秋胡之妻没有具体名字。从故事的结局来看，秋胡调戏不成，回到家里，妻子发现他正是自己丈夫，极为羞愤，“投河而死”。按照《西京杂记》的说法，是“赴沂水而死”。而在《陌上桑》里，秦罗敷极力夸张丈夫的地位、为人与气派，从修辞效果上说，应该是吓退了使君的，具有喜剧色彩。秋胡戏妻的故事很可能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其具体时间当是在春秋时期，鲁国、陈国并存的时节。该故事后来十分有名，曹魏时期有乐府《秋胡行》，唐代有《秋胡变文》，增加了很多细节。元代石君宝的杂剧《秋胡戏妻》，正是以此为基础，吸收《陌上桑》《新婚别》等诗歌加工而成。因同是采桑受辱，两个故事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交汇。这里，秋胡之妻被取名为罗梅英，无疑截取了秦罗敷的“罗”字，以假乱真。

秦罗敷不是秋胡之妻，也不是焦仲卿的邻居。《孔雀东南飞》的小序，明确记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故事发生地点是安徽，不是河北。上文根据焦母对儿子做的许诺，即“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断言秦罗敷是焦仲卿的邻居。众所周知，《玉台新咏》在流传过程中，被人篡改不少，可能因“东家有贤女”“秦氏有好女”的类似套路，加以混淆，而且二者都是汉乐府，容易暗做手脚，浑水摸鱼。事实上，在《孔雀东南飞》里，秦罗敷不是实指某个女人。除了《陌上桑》外，它在汉魏六朝文学作品里多有亮相，似乎成了对节妇烈女或美女的泛称。再者，《陌上桑》里，已婚的罗敷“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在古代少女该定亲的时节早就定亲，焦母怎么可能再托人去说媒呢？

崔豹《古今注·音乐》的记载，还传达出这样的信息：《陌上桑》的最初作者，很可能就是秦罗敷。在“鸿门宴”上，面对赵王的诡计与淫威，知书达理、聪明伶俐的罗敷，没有当面斥责，摆明是非，而是采取了智取、婉讽的表达策略。“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丈夫王仁是赵王家令，罗敷的言行若偏激，无疑会丢掉丈夫的饭碗。一曲《陌上桑》，突出的是罗敷的高度自信，对自身丽质、风姿的高调宣扬，对丈夫能力、奋斗、为人、风姿的无比自豪。这里的夫君与现实的夫君可能有一定差距，但是那排比所营造的气势，那渲染所折射的恩爱，已经足够压倒心怀鬼胎的使君，也就是现实中的赵王。这就叫心理战。可以想见，酒宴上被簇拥而坐的赵王，不过是依仗血缘关系而身居高位的一个酒囊饭袋，一个猥琐男，一个纸老虎。抓住对方心理弱点，用文学渲染的手法狠狠一击，兴许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绩。大约正因如此，《陌上桑》没有进一步写使君的反应及故事的结局，而是嘎然而止于“夫婿殊”的描述。强势推出，点到即止，弦外之音，昭然若揭。

罗敷酒宴上的即兴之作，艺术质量肯定欠佳，它后来经过一些文人反复修改润色，终成千古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