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区是老城区的心脏和灵魂，穿行在街巷中，身边游人如织。这里曾是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之一，苏联组织了国际纵队，帮着共和国政府和德意法西斯撑腰的佛朗哥干仗。
很多作品是关于这场战争的，奥威尔在《致敬加泰罗尼亚》中描写：“1936年12月的巴塞罗那，到处可见屋顶飘扬的红旗”。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也被改编成过电影。
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掏路费赶到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海明威、毕加索、加缪、奥威尔、卡帕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中国人最熟悉的，是诺尔曼-白求恩。白大夫听说西班牙开战，马上辞职从加拿大过来助战，在马德里战区开车（同时是流动血站和抢救室）沿途救人。
但那时候的白大夫可能还不成熟，酗酒、好色、臭脾气、不守纪律、挥霍组织资金……最终因与一位瑞典女记者卡莎有染，怀疑为间谍，被纵队驱逐回了加拿大。后来，困苦失业的白大夫，听说中国在抗战，他毅然来到延安，在革命圣地的熏陶下，终于成为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和白求恩一样，国际纵队里被自己人怀疑、审查、清算的同志不在少数。斯大林正在苏联搞大清洗，五大元帅杀了三个，军长一级基本杀干净了，这股肃反之风飘到西班牙，奥威尔和他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遭到西班牙共产党血腥倾轧。感受到“老大哥”对待同志严冬般的残酷无情，奥威尔灵感萌发，后来写下反集权专制的传世名作《1984》。
摄影家卡帕的经历与白求恩相似，他在西班牙战场留下了这张经典的《战士之死》。后来这位匈牙利裔美国记者也从西班牙转战到中国，曾想跟斯诺一起偷偷去延安，斯诺走的是张学良的路子，从西安坐大卡车出城，辗转到延安见到了朱毛，写下名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卡帕运气不好没去成延安，被扣留在国统区，但也留下了一些经典抗战照片，比如这张《Life》封面。
1944年，卡帕又跑到诺曼底去了，在奥马哈海滩拍下了这张最牛的诺曼底登陆照，这是多少摄影记者一生中梦想的经典。1954年，卡帕在越南拍摄期间踏中地雷身亡，他的人生，浓缩成了现实版的战士之死。
而让人意外的是，在这样的一场战争里面居然也有中国人的身影，觉得实在太震撼了，从来没想过中国人竟然会跑去参加西班牙内战。作者是两位生长在台湾，在美国留学定居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虽然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但是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就仿佛他们笔下的这些国际主义精神的人物一样。
1938年，中共中央从延安送到西班牙共和国，送给国际纵队志愿军中国志愿者的锦旗。上书：“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
上款是“国际纵队中国支队”，其实，西班牙共和国国际纵队编制里，并没有中国支队，当时有300多中国人参战，都是分散在不同的部队，有名有姓的只有十几人。
这面锦旗，后来由中国志愿者在西班牙内战以后带回国，目前珍藏在国家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