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享受“美式装备”的家伙，绝大多数是入监队直接下队的新犯，包括现在的积委会主任，因而不象那些关久了的“老油条”一样，有太多的恶性与陋习。所以监区的氛围很好风气很新，一派朝气蓬勃，与那些山上搬回来的暮气沉沉的老监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心而论，这些东西虽然具有较大的诱惑力，但对于劳改犯来说，却不是最佳的去处。最佳的去处是外劳点，哪里管得最松。因为几乎每一个劳改犯，都是散漫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想尽可能少收一点约束、多享一丝自由。而九监区却是最规范的，也就是管得最严。
对我来说，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上帝把我安排到九监区，已经是“阿弥陀佛”了。打了快两年的劳改，仍然是很有追求的我，却已经学会了知足常乐。
更何况踏进九监区遇上的第一件事，就让我在震惊的同时，对今后的改造充满信心。
说来这件事又十分平凡和简单，不过是我所在的五十分监区一分队的伍指导，找我谈心。
照理说，按规定每个干部，特别是管改造的干部，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跟分到各自名下的犯人谈心，了解思想状况，进行心理辅导。而我在砖厂时发现，跟红毛闲聊鬼扯的干部多，真正找下面推屎爬谈心的少，少得几乎没有。而那些需要上交考核的《谈话记录》，全市组长安排手下的“文书”，一本又一本替干部凭空捏造的。监狱警察嘛，只要犯人不跑，就算尽忠尽职万事大吉了。
而象伍指导这样，真把谈心当成工作来做的干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说句实话，在劳改队干部和犯人天天在一起，而绝大多数犯人却感觉里干部很“远”。有些人到满刑了，干部都记不住他的名字，而他也把监区的干部认不完。这是因为直接管理犯人的往往还是犯人，如同干部是放羊的人，而维持羊群秩序的是头羊和牧羊狗。
所以这次谈心，也成了我除了挨骂之外，与干部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于是发现了他们还有和颜悦色、轻言细语的另一面。
“报告警官，服刑人员黄峥请求进入办公室，报告完毕，请指示！”很久没有打过这么规范的报告词了。
“进来，进来。”三十出头、剪着平头、一米八几的个头的伍指导，一指沙发，“坐，坐！”
他回身取了一个一次性纸杯，一边在饮水机上接着矿泉水，一边对我说：“你叫黄峥，对吧？听说大家都叫你小娃儿，看起来是满小的嘛。来，喝水！”
